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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 位列京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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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日阮元归家,把升迁之事也和杨吉说了,杨吉自然也大喜过望,想到阮元一次升到四品,官俸应是可以让一家人自给自足了,便又问起江彩的事。

    这一次阮元也不再反对,只是考虑到江彩毕竟之前水土不服,这件事不能自己做主,而是应该让她来做决定。很快修书一封前往扬州,询问江彩的意见。

    两日之后,阮元等人的大考成绩,升迁情况,翰林院一一公布。刘凤诰、胡长龄都列在二等,刘凤诰授侍读学士,胡长龄授侍讲学士,汪廷珍和刘镮之也在二等,只是名次略为靠后,分别授了五品侍读。那彦成列在三等,因满官缺多,也授了侍讲,只是卢荫溥因列在三等,乾隆将他改部,做礼部主事去了。

    这一日翰林诸人也大摆宴席,相互庆祝高升。阮元列在第一,又授了少詹事,官职已是各人之首,故而胡长龄、那彦成等推了阮元坐首位。阮元推辞再三,才勉强坐下。胡长龄看阮元高升,也不禁笑道:

    “伯元,我来翰林这些年,也听说翰詹升迁,不拘于常品,可一次从正七品升到正四品的,你不仅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即便是我所有听闻的翰詹先辈里,也绝无你这般先例了!所以今日这顿酒钱,你就不要客气了,替大家出了吧!”他之前也因和府送礼一事,与阮元不多言语,可半年来那彦成四处奔走为阮元说情,刘镮之也把阮元改易字迹一事告知大家,他也就不再相疑,和阮元交好如初。

    阮元也毫不相让,道:“西庚兄,小弟这次得蒙皇上垂青,实在惭愧,这酒钱自然是要出的。可西庚兄不也从六品的修撰,直升到四品的学士了吗?若是只让我出钱,你未免太过绝情。按我说,既然咱们都是四品,那就一起出钱,这样才公平嘛!”

    各人听了,也都是一阵笑声。可阮元忽然一瞥,见刘凤诰也在一侧,不禁自觉失言,刘凤诰之前与他交情不多,尤其是他升了编修之后,和原本是探花的刘凤诰已是同品。故而刘凤诰一直不服自己,听闻他一年来,一直潜心读书,这才拿到二等第一,也升了四品。自己这一番话,却把他也算进去了。刘凤诰家境贫寒,这样和他开玩笑,未免有些不妥。

    想到这里,阮元也回身道:“金门兄今番也得高升,小弟原是要敬金门兄一杯的,只是金门兄家事,大家也都清楚,不如这酒钱就由我和西庚二人分担,不劳金门兄破费了。”

    刘凤诰听了阮元这话,也有些不好意思,道:“伯元,不就是一顿饭的钱嘛,没关系的,你这次变笔赴试,佩循也和我们说了。你这第一,是真金不怕火炼,我们又怎么会为难于你?之前是在下糊涂,一直把伯元当作对手,反而失去了一个朋友,这酒钱应该罚的。以后翰詹依然是一家,还望伯元多指教才是。”他原本确实视阮元为劲敌,可毕竟这次大考,自己也升了四品,心愿已足,也就收了成见。

    阮元也还礼道:“金门兄,小弟在翰林这些年,只觉金门兄勤学苦练,此等专一,翰詹再无人及得。金门兄愿意交小弟这个朋友,小弟也是求之不得呢。”自此之后,阮元也颇多与他交往,只是刘凤诰原本是一等第一,却因乾隆改易名次,提拔了阮元和吴省兰上来,被降到二等之事,此时各人却还不知。

    各人又多饮了几杯,不能喝酒的,纷纷改了茶水。阮元见卢荫溥神色有些闷闷不乐,想来他六年前列在二等,却未升迁,此次列在三等改部,只得了六品,自然有些过意不去。也敬卢荫溥道:“南石兄,其实南石兄才学,我等是知道的,这次改部,以后职务反而更重要了。礼部掌国家仪制,南石兄要以后要做的,比我们这翰詹舞文弄墨,可要难多了。更何况,小弟初入翰林之时,翰林规矩,均是南石兄所指教,眼下想来,也受益匪浅。小弟也不饮茶了,这一杯酒,再敬南石兄,日后又需要小弟帮忙的,小弟一定尽力而为。”说着又拿回之前饮酒的杯子,斟满之后,走向卢荫溥。

    其实阮元所言,卢荫溥又何尝不知?六部官掌机要之事,要比翰詹更得信任,只是眼看阮元等几个晚他多年入仕的后学都升了四品,自己却是六品,还是有些不服。听了阮元劝慰,卢荫溥也有些不好意思,道:“伯元,你既然得了第一,这文章上的功夫,定然是比我强多了,原是该我再敬你一杯的。可伯元盛情如此,若我再行推却,反是我不知礼义了。”说着也斟满一杯,一饮而尽,可话虽如此,心中的不快却不是一时可以消除。

    众人见卢荫溥心绪低落,想着毕竟翰林里有同门之谊,卢荫溥又比各人早入翰林,算是半个师长。而且他这一改部,之后再行饮宴,便是难上加难,也一一站起,向卢荫溥敬酒。

    可忽听汪廷珍道:“诸位,在下原本不胜酒力,这一杯下来,若是再饮,就要失态了,在下先行告退。”说着也不等各人反应,便径自离了坐席,下厅而去。刘镮之忙喊道:“瑟庵回来!这还没尽兴呢,怎么……”可汪廷珍再不答话,转眼之间已在外门处了。

    刘镮之看劝说无效,也叹道:“瑟庵的心思我清楚,他原本是榜眼入仕,此次也是二等,可你们几个都升了四品,他却是五品,本是有些不乐意的。不像我,本来学问就那么回事,升了五品啊,我还得高兴几天呢。”其实那彦成也只升到五品,可大家都知道,旗缺易补,只怕各人再难升迁,他却可以每年都升一级。这番隐情,各人都是知而不言。但总观诸人,确是汪廷珍最不理想。

    阮元想着,心中也觉得有些怅然,翰林这些同列,原本地位相近,品级相同,故而没有高下之分,能在学术上相知相熟。可此番大考之后,大家官职渐渐有了差异,虽说翰林之中,各人职务类似,少有职权轻重之分,可官职升迁并非只关系职权,以后同列来往,薪俸高下,都会有所不同。只怕日后同学之间,也要渐渐生分了,想到这里,也不知以后该如何是好。

    到这年五月,阮元入仕也只满两年。眼看他一日千里,朝廷里自然也有了各种声音。

    “你听说了吗?这位新任少詹事,去年还给和中堂送过礼呢。”

    “我当然知道了,而且我还听说,翰林大考前几日,和中堂见过这位少詹事,想来是和中堂手眼通天,把大考试题预先告知了他,皇上才取他做第一,要不然,哪有刚做了两年官,就做到四品的?你看旗人里面,这样的也没有几个啊?”

    “我早就说嘛,人不可貌相,这阮少詹人看着老实,我看心眼多着呢,你说人家怎么只去了和中堂家一次,就让和中堂这般提点上了呢?”

    不过大家也渐渐发现,阿桂和王杰,两个平日与和珅最为不睦之人,竟然在阮元升迁上没有任何反对意见:

    “怎么,阮少詹的第一是皇上钦点的,你还要反对不成?翰詹历来如此,有才学者进,无才学者退,哪有那么多门道?若是他以后庸碌无为,皇上一样可以把他降下来。你们有什么意见?”

    “阮元学行我最为清楚,让他做少詹事,是皇上英明,不拘一格。这是我大清的福气啊?再说他虽然升迁了,职务也更重了,南书房、日讲起居注,哪一个轻松了?若是这些职务都转给你做,只怕用不了几日,皇上见你学识平庸,也就撤下来了。皇上近臣,不用庸碌之人,你们应该知道啊?”

    也正是有了阿桂和王杰的支持,虽然阮元超迁一事一直颇有非议,却无人能诬告陷害于他。渐渐地,阮元的位置也就稳定了下来。

    不久之后,扬州也收到了阮元的来信,得知阮元超迁,阮承信和江彩自然大喜,一连庆祝了三日。只是想到阮元来信之中,提及俸禄已足家用,询问江彩入京之事,阮承信和江彩还是有些犹豫不决。

    江彩考虑再三,终于决定和阮荃一起北上,毕竟自己和阮元是夫妻,夫妻分别多年,终是不合齐家之道。想来阮元俸禄已足,自己家用无缺,即便之前有过水土不服的经历,这一次入京饮食上谨慎一些,想来也就能应对过去。阮承信听了,也支持儿媳的想法。想着自己和阮元分别,更是有五年多了,自然也想着见见有出息的儿子。阮家家中很快计议得当,阮承信、江彩、阮荃和刘文如一同北上,阮家则交由焦循打理。

    这一日阮元收到扬州来信,言及江彩一行,已经出发,不日将到京城,自也欣喜。忽然听杨吉进来,道:“伯元,钱先生来了,看他样子,像是要离京了,说临走之前,还有些话,想嘱咐你一番。”

    阮元听闻钱大昕来了,自然大喜,可听杨吉说,钱大昕不日即将离京,也有些不解,忙和杨吉一同,迎了钱大昕入内,问道:“辛楣先生,学生这些时日,忙于南书房事务,未能及时拜访,是学生的不是。只是不知先生为何,竟要离京而去呢?”

    钱大昕却显得异常从容,道:“伯元,我去馆中后院,再与你说清楚吧。”阮元知道钱大昕可能是有些事,担心会馆前面偶有客人,不愿与他们言及,便在前面带着钱大昕进了后院。钱大昕眼看只有自己和阮元二人,才开口道:“伯元,其实我当年来京城,原是想看着你和渊如考进士的。只是后来遇上一些老友,还是不能自禁,和他们多交流了些时日。再后来,皇上让我到翰林院充任教习,我难以拒绝,但皇上知道我年老体衰,只约了两年之期。眼下两年之期已到,翰詹大考,尘埃落定,你也做了少詹事,和老夫当年挂冠之时一般。想来老夫也该放心了,这京城,也没什么好留恋的了。”

    阮元知道钱大昕为人淡泊,不把官位爵禄放在心上,留在京城这许多年,可能也有与自己一见如故,希望精心栽培于自己的心思。这番话钱大昕不会说,但这个情自己要答谢,便作揖道:“学士与辛楣先生萍水相逢,得蒙先生赐教六年,先生虽非阮元座师,授业之恩,却不亚于三位座师。眼下学生俸禄,已渐供得开支,自然当是学生报恩之时,若是先生有所不便,学生必尽心竭力,以报先生垂训之德。”

    钱大昕微微点头,却不变声色,道:“其实报恩与否,我从不在意的。可若是我今日之言,你能听了,日后记下,在老夫看来,你便是报恩了。只不过报的不是老夫之恩,而是天下人供你读书为官之恩,你可清楚?”

    阮元一愣,已知钱大昕之意,道:“学生清楚,学生衣食,皆是天下人耕织所得,学生自当勤勉为官,护天下人太平。”

    钱大昕道:“不错,你能有这番思索,足见你善心未泯。只是这天下……唉,已经不是老夫年轻时那个天下了。老夫之言,或许你会觉得,是悖逆之言。可老夫心中,也总有些事不吐不快。伯元,你涉世未深,有些事,也是你应该知道的。接下来老夫所言,或许已涉大逆,你可还愿意一听?若不愿意,老夫立刻就走,绝不打扰你分毫。”

    阮元道:“先生这是哪里话?先生身在书史,心忧万民,学生向来敬佩,断不致因先生之语,而称先生悖逆的。”

    钱大昕道:“既然如此,这一番话就与你说了罢。伯元,你可知十六年前,我因何不再入仕,只是闲居家中,十年不再踏足京城?”

    阮元自然称不知。钱大昕叹道:“其实这番缘故,我早该告知你了。那是乾隆四十年时,我因丁忧之故,去职归家,这原本是天经地义之事。眼看家居数年,即将服除,我原也想着守制终了,便回归京城。可也就在这时,我收到了二云的来信,二云在五代史事上有些难于抉择之处,前来请教于我,可他来信除了请教,却又提及了另一件事。”

    “当时皇上在修《四库全书》,开馆纳士,依二云的学问,自当名列其中。二云精于史部,不仅将乾隆四年殿刻的《二十三史》一一精校,列于乙部,更从《永乐大典》和《册府元龟》中遍搜北宋薛居正遗文,最后竟将那早已失传百年的《旧五代史》恢复了十之七八。老夫看了,自然为他欣喜。薛史早佚,便老夫之前,也未见得全本。二云修列旧史,成今日《二十四史》之名,实在是有再造之功。”阮元也知道邵晋涵这些故事,点了点头。

    “可二云来信,却不只是为了求教,信的最后,提到这样一件事:皇上对这《旧五代史》辑录,一直颇为上心,故而二云早早手录一遍,献与了皇上。可没想过得几日,皇上诏二云前去,竟问起二云,为何金章宗之时,竟削去此书之位,仅列欧阳文忠公新史一书?二云一时不明其意,归家后细细看了,方知皇上意思。”

    “那《旧五代史》修于北宋之初,彼时宋人自以上国,视四裔为夷狄,故而行文之中,多有贬斥之语,言及契丹,多言‘戎’、‘虏’、‘犯’、‘盗’之字句。二云想起皇上之言,才知道这些字句,是入不得四库的。其实欧史亦有此等字句,金人废薛史,也未必是因戎虏之言。但彼时修《四库》,有些著作,即便入选,皇上也一再下令,有违碍之语,当即改去。更何况有些国朝鼎定之时的文人集子,只因其中偶有冒犯国朝,即被查禁了……二云也清楚,若是这些字句如数列入四库,只怕自己必遭惩处不说,就连这好不容易辑出的《旧五代史》,将来只怕也保不住了。”

    “所以,二云踌躇再三,只好弃车保帅。他和我说,他之后不久,便将初次辑出文稿毁去,重新辑录了一份,这次便只好对薛史旧文,多有改易了,譬如原文只有戎字,若指的是契丹,便直书契丹。就连‘犯’、‘寇’诸字,也只得改为‘入’、‘据’……二云也告知于我,他所为此事,实在是无奈之举,眼下考据大兴,古本优于今本之理,二云又如何不知?可为了《旧五代史》能留于后世,他不得不如此了……他说,这书已经失传了一次,他不想因为个别字句的违碍,让这书再失传第二次……”(按:《旧五代史》辑录之初,于邵晋涵抄本中即有改动,武英殿本更多。但改字的问题,已于民国之时,由学者陈垣加以修正。目前常见的《旧五代史》版本,已不存在这个问题。)

    阮元在京城多年,自然也知道乾隆因为忌讳,在修订《四库全书》之时,对违碍词句,往往有所改动(按:现代古籍整理出版,以古本为据,已是通识,只有全无古本可据,才会以《四库全书》本为据,故而现今流行的古籍版本,除非仅有《四库》孤本,已不存在《四库》改字的问题。)。故而也十分同情邵晋涵,问道:“那……难道先生便是因为此事,不愿再回京城了么?”

    钱大昕道:“当日之事,也不只如此。其实不瞒你说,我仕官之事,之前是与你讲过的,那还是乾隆十六年,那个时候,皇上正当盛年,意气风发,凡所决策,无不圣明。老夫那时候,也是真心把皇上当做神明一般。可二十年过来,皇上年纪大了,疑忌之心,也与日俱增,民间生员,多有因诗句中偶有一二违碍之处,便被检举出来,定了大逆的。甚至有些诗句,看来并无不通,却也有人穿凿附会,说是悖逆之言……皇上他清楚,老夫绝无犯上之心,故而老夫写那《廿二史考异》,皇上从未过问。可这般寻章摘句,老夫……老夫也实在是心寒。想想二云勤于四库,本是为了存遗文于后世,不使先人之言湮没无闻,可现实却是……老夫想到这里,归京之心也就淡了,之后守制期满,也只闲居家中,在江南各个书院讲学为乐,京城却是不愿再来的了。后来因为遇见你和渊如,觉得你们或许可以挽狂澜于既倒,才与你们北上,想着再指点你们一番。”

    想到这里,又不禁叹道:“皇上钦定正史,二十四部,可我只写《廿二史考异》,却是为何?只因这《明史》和《旧五代史》是国朝修订辑录,老夫生于国朝,又有何异可考呢?想来还是不添这个麻烦了罢!”

    阮元听着,也知道钱大昕是一心为了学术,并非什么“悖逆之言”,更何况,他既然选在后院和自己说这番话,便是想让自己保密。既然已是秘密,又有何“悖逆”可言?当下答道:“先生此言,也是为了学问,乃是心忧天下之事,绝非悖逆之言。只是这天下,眼下尚属太平,先生希望学生挽狂澜于既倒,却是找错了人啊?”

    钱大昕笑道:“天下太平?若早得二十年,说一句天下太平,老夫倒也深信不疑。可如今的天下,早已是危机四伏了。皇上八旬万寿,本来说的是督抚藩臬,进献自便,可最后天下督抚藩臬,皆有厚礼,这事你可知道?”

    阮元道:“此事学生略知一二,这些日子,学生准备日讲和南书房之事,和皇上见得多了,皇上也偶有提及,说天下督抚,皆是尽忠之人,故而人人都有进献。”

    钱大昕道:“尽忠?皇上原来说的是进献自便,可下面接到的诏书呢,却都是三品以上皆需进献啊?想来是有人从中改了诏旨,可即便如此,这番尽忠,背后又是什么?外官中三品以上的督抚提镇,加在一起要有上百人,皇上八旬万寿那日,你也看见了,除了你朱恩师,其余督抚无不是大肆铺陈,竞相夸耀。可这进献出自何人,出自天下万民啊!他们为了在皇上面前尽忠,背后便只好巧立名目,百般搜刮。总督要献礼,巡抚要献礼,布政使按察使要献礼,这些礼加在一起,百姓承受得来吗?”

    “伯元,你年纪还轻,老夫也知道你自幼生长扬州,本是富贵之地,或许,你还没见过真正贫苦无依之人。可老夫数次出任学政,挂冠以后也多次前去中原游历,天下人什么样,老夫看得清楚啊。眼看乾隆一朝,天下户口从一万万变成了三万万,可这新增之人,却大多都是穷苦之人。湖广、河南,都有不少,平时无灾无疫,倒也罢了,一有水旱灾害,便是成千上万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可州县官吏呢,在官府中饱私囊,一到救灾赈济,便敷衍了事。各地亏空,也是一日甚于一日,只不过眼下大多百姓尚有生路,故而看起来天下太平罢了。可长此以往,只怕……伯元,你以后的路,可不好走啊。”

    “伯元,我知道你身在翰詹,又在南书房随侍,文章诏敕之事,绝不会少了的。其实你献《宗经征寿说》,大考的三不同,老夫都知道。若只是为翰林公事,偶一为之,老夫不怪你。可若是你将那些迎合皇上的词句,都一一当了真,那便是已入了歧途了。我等读书做官,所谓何事?是为了生民和乐,教化人心,可不是只为了曲意逢迎啊。若是你心中,没有天下万民的位置,那这圣人之言,可就白学了。”

    阮元听着,已知钱大昕对自己这一年的行为,其实颇不满意,自己几篇文章,也确实是在一味称颂乾隆,而忘了民生疾苦。想到这里,心中也自觉得无比惭愧,额头上汗水涔涔而下,道:“先生此言,学生记下了。不瞒先生,学生之前文章,确是……确是只想着皇上恩德,却忘了天下之事,这件事,原是学生思虑不周,还请先生见谅。”

    钱大昕笑道:“其实你给和珅送礼之事,我也有听闻,但我相信,你有你的想法,绝非为了自己官禄而走捷径。后来看你和孙渊如,洪稚存他们依然把酒言欢,我也确信你本心未泯。所以老夫眼看要离京归乡,还想着再过来一次,把这些事告知于你。但你以后的路,就要靠自己了,即便老夫不走,老夫这把年纪,又能帮你多少?伯元,至少眼下,老夫还是相信你的,老夫相信你有了机会,一定会造福万民。可官场之上,有诱惑的事物,实在太多了,你可一定要坚持自己的道路,不要为名利所诱啊。”

    阮元听了,知道钱大昕是悉心指导自己,也再次对钱大昕拜过。他也清楚,自己骤升四品,极易碍于虚荣,把持不定。钱大昕这临别前的一番话,让他再一次坚定了自己为官的本心。

    钱大昕不久之后,就离开了京城,而阮元也依然谨慎行事,不与和珅一党来往。吴省兰多次邀他饮宴赴会,阮元均自婉拒。但话说回来,阮元毕竟在南书房要入值,还要准备日讲起居注之事,原本也有这些有力的理由来回绝吴省兰。

    这一日,和珅问起吴省兰时,吴省兰也无奈的答道:“致斋,我看他的意思,确实是不愿与你多来往。可他平日南书房、石渠宝笈、日讲这些事,都是皇上任命,我没法和皇上抢人啊,你说是不是?”

    “和皇上抢人?”吴省兰无意中的一句话让和珅如梦方醒。

    “吴老师,阮元平时和什么人在一起的时间多些,是阿中堂、王中堂他们吗?”

    “也不是,他平日提到的人,最多的是三个,一个是刘墉,一个是沈初,还有一个是彭元瑞。彭元瑞和王杰来往多些,却也不算密切,刘墉和沈初都是各自做各自的事。”沈初是《石渠宝笈》撰修的另一位主持,以文学为乾隆重用。

    “吴老师,我明白了。”和珅忽然说了这样一句话。

    眼看吴省兰一时不解,和珅道:“是皇上不想让他和我走得近,故而安排了他这些职务。当然,这样一来,他和王杰他们,一样不会亲近到哪去。皇上这番用心,其实是想亲自栽培他,让他做皇上自己的人,而不是我们,或者王杰的人啊。”

    “致斋,你想多了吧?或许就和沈初一样,是皇上专用的文人呢?”

    “文人?以他的才能,只做个文人,那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但无论如何,和珅想拉拢阮元的计划,就这样落空了。而阮元的为官之路,也渐渐稳定了下来。

    这年五月,阮承信、江彩、刘文如等人也来到了京城,一家人终于又团聚在一起,而更大的幸事还在后面。

    五个月后,因吴省兰升迁内阁学士,阮元被提拔为詹事,位列正三品,同时,阮元又加文渊阁直阁事、仪礼石经校勘官二职。此时阮元只有二十八岁,而他从进士登科到升任詹事,只用了两年零六个月的时间。

    乾隆五十六年,是阮元的命运被彻底改变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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