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78章变节者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是1940年10月经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的，作为南方局派出机构，下辖江西、粤北、粤南省委、广西省工委、闽南、闽西、潮海、琼崖、湘南特委等组织机关。

    1942年5月，南委组织部长郭潜被捕叛变，在几个中共叛徒的主持下，中统江西调统室的特务们进行了极有针对性的破坏，使南方几省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受损严重，大批干部被捕。

    最后导致在从香港撤退回内地途中的中共高级干部、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之子廖承志亦因意外暴露而被捕，酿成了国共关系中的重大事件。

    同年12月，鉴于其工作已陷于瘫痪状态，中共南方局被迫作出了“南委领导取消，工作停止”的决定。

    “一九四一年七月间，中共江西省委遭受国民党特务破坏，省委书记谢育才等被捕，种下一年后南委大破坏的根子”。

    “一九四二年夏天，南委由于遭受叛徒出卖，被严重破坏。”“后又破坏了粤北省委机关和中共广西省工委。”

    在这场大灾难之中，主持、参与破坏南委及中共江西省委、粤北省委以及广西省工委的主要中共叛徒特务有以下四人:

    冯琦，即徐锡根，早年曾任中共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2年春在“顾顺章事件”中被出卖，被捕后叛党，参加了中统。

    1934至1938年间曾任中统江西特务室、调统室主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委员。

    1940年任江西省特办处主任，在此期间主持破坏了中共南委与赣、粤、桂省委。

    1945年8月至解放前，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委员兼书记长。1949年逃往台湾。

    庄祖方，又名庄尚之，1933年2月在任共青团中央交通组长时，被中统上海行动区逮捕，叛变后参加中统，历任国民党江西、浙江省党部特务室股长。

    1933年曾参与逮捕中共镇江县委书记张英、如泰中心县委书记夏荣、共青团邳县县委书记谭福志，1935年筹划组织“浙东肃反办公室”，赴萧山县办理中共党员登记，参与屠杀永康县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多人。

    抗日战争期间，庄充任江西省特办处总干事、中统江西调查统计室主任、驻赣视察员、专员等职，他在特办处总干事任内，是破坏赣粤桂省委和南委的主要凶手之一。

    因破坏有功，受到中统局的记功嘉奖，并被提升为中统江西省调统室主任。抗战胜利后获国民党中央颁发的“胜利勋章”，升为中统局设计委员和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委员。解放后被抓获，判刑改造。

    郭潜，中共南委组织部长。1942年5月被捕叛变，随即引领特务抓捕中共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夫妇、南方局委员廖承志、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及宣传部部长涂振农、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曼等多人。

    1942年冬郭潜参加中统局，后升任专员，解放前任中统局华北区区长，1949年逃往台湾。

    颜福华，时任中共江西省委武装部长。1941年叛变后参加中统，化名谭德。1949年逃往台湾。

    1941年12月，中共江西省委遭彻底破坏以前，特务们就利用已缴获的省委电台与中共南委电台“恢复”了联络，但又害怕中共南委询问被捕的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的近况，因而又两次故意装作电台失灵中断。

    1942年2月春节过后，南委电台接到南方局电台指示:“江西台找你们，请与联系。”同时，在南委电台与其他电台通电时，江西电台突然用同样的波长插了进来，诡称由于机器损坏联系中断，现已修好，要求恢复联系。

    起初南委负责同志认为江西电台中断联系半年多，对之应有所警惕，于是决定:

    （一）考察一下是否是江西台，要它说明中断原因；（二）要江西省委将中断后的情况作详细报告；（三）南委暂不向江西省委作任何指示和通知。

    此后，江西叛徒即以江西省委名义，通过电台陆续发来一些“报告”。至于南委曾询问谢育才本人情况，江西台则诡称“谢育才在日寇轰炸泰和时受伤住院”和“情况不明”，等等。

    到1941年底，冯琦等对谢育才拒不屈服倍感焦急，对二人进行了拷打。

    谢育才、王勖于1942年1月间被提到泰和城区，关在调统室电台的一个后房里，与庄祖方家只一墙之隔，特务们安排谢、王在庄祖方家搭伙，白天派叛徒罗卓明，借照顾事务为由，对谢的活动进行监视，阻止其与他人接触。

    在这期间，特务们不断向谢育才进攻。

    新任调统室主任章志纯，想以制服谢育才立一大功，特在高干会上雄心勃勃地提出:他要亲自进行争取工作，不希望别人随便插手，免得把事情搅乱。原来这里涉及了中统特务的内部矛盾。

    当时，主管中统局日常工作的副局长徐恩曾嫌冯琦和熊式辉关系太密，而局长朱家骅则是熊式辉的好友，因此徐恩曾派章志纯到江西，意图使章牵掣和监视冯琦的行动。

    因此对于章志纯的态度骄横，冯琦也就采取忍让态度。

    事实上，章志纯对于所谓说服工作，毫无经验，他与谢育才交谈数次，最终失望而归，只好还让冯琦去谈，但谢育才还是沉着应付，总推说没有什么可以贡献。

    冯、章二人为此极为焦急，彼此猜疑，埋怨对方，甚至于在谢育才面前就相互争吵起来。

    1942年4月初，特务从唐敬斋处获悉中共南委从邮局寄信给谢育才，要谢5月中旬到曲江找“二叔”（郭潜）洽谈。

    章志纯把南委来信交给颜福华看，要他去诱逼谢育才去曲江，颜只能答应。颜福华要谢速作去曲江的准备，好好为“国民党立功”。

    1942年4月30日，当夜月明如昼，谢育才、王勖趁特务不觉，狠心丢弃了自己的幼子，悄悄越室逃跑。

    次日一早，特务们发现后不免乱了阵脚。不久，中统局斥责庄祖方的电报也来了。电文中命令特务着力追寻二人，设法挽救这一“损失”。

    这使得特工们更加烦恼，特别是冯琦，他已向熊式辉夸了包破南委的海口，骗到了五万元巨款，他认为跑掉谢育才事小，转眼5月15日到期，谁去曲江“应约”诱破南委则是最大的问题。

    据现存的中共南方局史料中谢育才的自述所载:当敌人询问他有关南委驻地和“全福处”是人名还是地名等情况时，他想到如能出去找到中共福建平和县长乐地区的区委书记张全福，就可以找到南委报告情况。

    于是谢一面搪塞敌人说“全福处”是地名，在龙岩白土区；一面开始积极准备出逃。

    1942年5月22日谢育才与王勖历经艰险，逃到福建平和县长乐地区的下洋村，找到了区委书记兼南委电台安全保卫负责人张全福和南委机关保卫负责人刘永生，谢向他们汇报了江西省委遭破坏的情况，刘永生要他连夜写个书面报告，次日送交南委。

    对于江西的中统特务，破坏中共南委之事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们决定赶赴曲江作冒险之旅，希望有意外的收获。

    庄祖方从泰和选调了6个特务连同颜福华一起，于5月8日出发，12日到达曲江。

    他随即去了广东省调统室，调用叛徒冯达协助侦察，开始对位于风渡北路一纸铺的中共南委通讯处布置侦察守候，想从该通讯处发现破坏南委的线索。

    5月14日，由颜福华出面向南委通讯处投“报到信”，以后隔日去催问一次，顺便试探情况，直到20日下午还无人答理，而特务们也没有在通讯处找到线索。

    坚持守候到5月25日，有两名中共交通员去旅社找颜福华了。当晚，庄、李、颜及冯达等人秘密商议，决定待交通员再来时，即下手逮捕。

    5月27日一早，两交通员又去旅社，颜福华等便随同步行约四里，在两岸无人烟处登上一小艇，驶入江心停下，随后庄祖方派几个特务分雇两只小艇，追随而来，照预约的暗号打了招呼。

    也许是特务们的运气，同日下午4时左右，叛徒孔昭新、罗卓明在曲江马路上，偶尔瞥见了他们原来的上级、曾任江西省委书记的郭潜、张绍祖（又名张健行，中共南昌市委书记）。

    庄祖方即命孔昭新拘捕郭潜，并把郭等二人押上汽车解到国民党七战区长官部联秘处的一间空屋内看管。

    与此同时，庄通知李刚会同颜福华等将艇上两名交通员也捕押到这里。

    接着，特务们向郭潜进行诱降，郭起初不理。颜福华对他说:“谢育才被捕叛变在先，江西省委和所属组织整个都完了，整个都‘自首’了，谢育才也来到了曲江。”

    他还为国民党中统组织作宣传，说:“早先不知道国民党内部真情，其中确有‘进步的真正为三民主义奋斗’的力量，在起着核心作用，所以也就促成了抗日之举。”

    又说，他们并且很重用转变分子，徐锡根（冯琦）怎样有权，这班人都在冯手下，你还是到国民党来继续领导我们“抗日反帝”好了。

    从“民主主义”也可以走向共产主义等，都是中统特务们对被捕者“心战”的一套“理论”。庄祖方还一度介入插言，要郭不用迟疑，应该当机立断效法张国焘等走“三民主义”道路。

    叛徒孔昭新长于口才，又熟悉国民党的一套歪论，这时更在郭前大鼓如簧之舌，似乎为郭设想，叛变竟是一条“新生的康庄大道”。

    郭潜身为中共南委组织部长，听了这番谬论，革命立场居然为之摇动，乃要求见其特务负责人，说若能答应他几个条件，便愿相从。

    庄祖方自承可代表中统方面对郭谈话，郭潜即向庄提出:

    “（一）准我立即回家一走，因深夜不归，我妻会惊慌；（二）家里有共党的经费九万，要求留给万元作家用；（三）准许我永远不公开露面；（四）保障我的安全和维持家庭生活。”

    庄祖方听了这些自私的条件，乐得满口答允，立即准备伴随郭潜返家一行。

    当时有联秘处秘书丁某前来阻止，认为决不能轻率地相信依从他。庄祖方坚持可以，保证有利无患，随派李刚和颜福华、孔昭新跟郭潜同行。

    郭潜回家后，转而要求留下党的经费三万私用，李刚做主应允了。

    郭更加兴奋，对特务感恩戴德，他马上向李刚献计立即行动，扩大“战果”。

    李找了汽车，郭指引李刚等首先破中共南委在曲江的总交通机关，逮捕了总交通等三人，转而又引路驰往五里亭破坏粤北省委总机关，逮捕了省委书记林某（李大林）和女交通员阿李。

    归途中，郭在汽车上先后发现省委组织部部长和宣传部部长在路旁行走，便立即指引李刚一一逮捕，全部关押在联秘处的空屋里。

    郭潜主张赶快审讯女交通员阿李，说阿李是跑始兴县电台的交通，逼她“自首”，便可以利用电台蒙骗南委书记。

    庄祖方、颜福华就连夜向阿李进行诱逼，可是这位未满二十岁的年轻女子，始终装作不懂话而摇头不理，如此约经一小时，特务便下毒手将她狠狠鞭打，而她还是坚不吐实，直到午夜过后，特务也倦极不支，只好暂时收场。

    1942年5月22日谢育才逃抵福建平和县向党报警后，南委曾于5月24日给曲江郭潜发了密码电报，要他取消与江西的联系，迅速撤退。

    5月29日晨，已被特务允许独身回家的郭潜从家出来，向庄祖方报告说，他被捕前一天，接到南委一份电报，因电码不明，没有译出来，昨夜再仔细翻查，原来是要他立即离开曲江，免遭危险等语。

    庄听后马上断定南委已得到了谢育才的通知，担心去大埔破坏南委机关会落空。但郭潜却说，只要赶快去，还有希望。

    于是庄祖方、李刚等，忙着作去大埔的准备，定于5月31日出发。他们遂把所捕获的多人移交粤省中统特务机关接管。

    5月30日早晨，郭潜忽向庄祖方报告说，中共南方局委员、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现正住在乐昌，他是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撤回内地，途中暂在乐昌小住的，应先把他逮捕，迟了恐要走脱。

    庄祖方一听，喜出望外，立即将此情告知了广东省联秘处秘书丁某。丁说:“余长官早就向总裁（蒋介石）请求过，总裁指示，发现他（廖）格杀了事，如今先捕来也好。”

    庄祖方听了不免失望，这与他更恶毒的诱叛立功企图完全抵触，于是便不再和丁谈下去，转而复和郭潜商定，由郭潜写一字条，通知廖承志即日去桂林，谎称其任务是“疏散聚集在桂林的进步文化人”，并送给“旅费”一万元，由一个伪装的交通员去送给他，务必诱使他当天下午乘火车去桂林。

    因为廖住在一条狭窄的街道，汽车开不进去，只能诱出后在火车站附近绑捕，然后在曲江另换车辆将其秘密押送江西，以免为七战区司令长官部知悉抢了头功。

    至于伪装交通人，庄祖方让郭潜选择，郭潜对几个特务都不中意，最后庄祖方决定亲自出马充当。

    当日下午，庄祖方率李刚、行动员黄鹤林、陈文卿，借乘省政府的一部小汽车，悄悄地前往百里外的乐昌县。

    车到乐昌已是下午4时，庄祖方命黄鹤林遥随其后，注意他所去的户宅。庄祖方进入廖的住所，见到了廖承志，送上郭潜的亲笔函，又特别提出希望他最好当天就去桂林，廖却说须过一天去。

    庄祖方一时无计可想，只好暂时退出。

    黄昏时，庄祖方又去找廖承志，隔着大门诡说钱掉了，求廖借助旅费。趁廖开门时，突由李刚、陈文卿闯入，挟之急走，并向廖说是“奉蒋委员长命来请你的”，庄祖方还和黄鹤林入其卧室，代取行囊略施搜索，然后掩门而去。

    廖承志在被押解回曲江途中，方明白郭潜已投敌，面对庄祖方的巧言游说，廖报以笑声和回击，使庄未敢再饶舌。

    车到距城五里处停下，庄和李刚步行入城，打算雇长途汽车将廖押去江西，而不把廖押去城里，以免七战区长官部拦截。

    然而当庄雇车转来时，廖已不在车中，黄鹤林诉说刚才来了一群宪兵，把廖承志抢去押入江心游艇里了。

    庄祖方无奈，即电报中统局，要求立即取得蒋介石命令，将廖转押江西。果然，没几天余汉谋接到蒋介石电令，将廖交还中统。

    廖承志被捕后，惊动了国共两党高层，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立即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交涉，要其放人。

    周恩来、董必武还写信给与廖家有世交且当时比较同情中共方面的立法院长孙科，希望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出面干涉此事。

    孙科接信后，于6月30日致电蒋介石，转呈周、董的来电，并未提出自己的意见，而是请蒋介石处理，但并无回音。

    廖母何香凝女士，当时亦正在香港撤退内地途中，惊闻噩耗，又急又气，思前想后，只能再求助于孙科，她当即致电，以党国元老的资格要孙出面，把廖承志从特务手中救出。

    就这样，廖承志被中统特务关押了三年多，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月，国共两党举行和平谈判时，在中共的一再要求与坚持下，蒋介石才无可奈何地同意释放了决不低头的廖承志。

    1942年6月底，冯琦接到中统局电报，要他带郭潜去桂林帮助破坏中共广西省工委，并在桂林与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会见。

    冯琦不愿去，指定庄祖方前去并代会徐恩曾。庄祖方带颜福华和特务陈文卿、刘群以及郭潜共五人离开泰和，于7月初到达桂林。

    他们根据中统局交来的中共广西省工委的线索，首先去排查在逸仙中学当教员的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曼，探明苏正在学校后，庄祖方等决定先密捕苏曼及省工委妇女部部长等人。

    当天下午，牛伯勇带领四名特务，直入逸仙中学苏的家中，将苏曼夫妇和来串门的一男子及省工委妇女部长一起逮捕，关押到公共食堂楼上，立即分别进行诱逼。

    苏等三人置之不理，特务便以乱棍殴打，仍无结果。

    第二天晚间，他们又密捕了工委的女交通，庄祖方和陈文卿二人把她监押在一山洞里，整夜诱逼，得到了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的住址。

    梁马上带人前往密捕，但钱兴夫妇已闻警逃走。

    这天徐恩曾到达桂林，下午6时庄祖方应约往晤，接受其指示。

    7月上旬一天，郭潜和陈文卿在街上忽见广西省工委彭某匆匆行走。郭派陈立即跟踪上去，少顷，见彭进入一大宅院未出，陈归来告郭、庄。

    当晚，庄祖方令陈文卿将彭捕获。在郭潜诱说下，彭供出钱兴夫妻越墙逃出后，在他的住处躲了一夜，今晨已送他两人乘火车去曲江。

    与此同时，特务对苏曼等三人酷刑逼迫，并用狡猾手段加以离间，使三人彼此猜疑，最后，三人虚假填写了“自首登记表”，来换取暂时出狱。

    但他们没有向敌人透漏党的任何秘密。三人回校后，一起作了自我反省。为了保护党的秘密，并向组织上表示清白，在派人向党组织报讯后，当夜均悬梁自尽于一室。第二日校方发现这一惨情，公开报验，随即轰动全城。

    至此，中统特务对中共南委及赣粤桂闽等省地下组织的大破坏活动慢慢平息下来，但其已给中共在南方的组织活动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其中尤以江西省的损失为大。

    而国民党方面，却视之为一空前的胜利，中统特务们弹冠相庆，蒋介石接见了徐恩曾，给予大大的表扬和巨额的奖金。

    “关于江西省党部破获奸伪南方工作委员会一案，奉批发给奖金伍千元，汇由该部酌给破奸出力人员，等因，自应遵办。唯此项费用应由机密费项下拨付，拟请移送财委会签发。”（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