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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70章第七次党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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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

    出席大会的共755人,其中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全党121万名党员。

    任弼时主持开幕式,毛泽东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关于形势和思想政治问题的报告、关于讨论政治报告的结论和关于选举的问题的讲话。

    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

    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

    周恩来在会上作《论统一战线》的讲话。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科学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抓住了当时时局的关键,着重提出了中国人民强烈希望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基本要求。

    他号召全党要发扬党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围绕上述报告,各代表小组、代表团进行了充分讨论。

    任弼时、陈云、彭德怀、张闻天、陈毅、叶剑英、杨尚昆、刘伯承、彭真、聂荣臻、陆定一、乌兰夫等20多人作了大会发言。

    这些报告和发言从各个方面论述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的基本精神,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对各条战线的任务和政策提出了具体意见。

    大会一致通过了毛泽东的政治报告、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刘少奇修改党章的报告及新党章。

    七大党章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

    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是七大的历史性贡献。

    大会首次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

    6月19日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

    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副主席。

    七大历时50天,是党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

    它总结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与统一,为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

    在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和中国抗日战争接近最后胜利的前夜,为了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做准备,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主要内容和最重要的成果,是在1945年4月20日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历史决议》总结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

    《历史决议》提出:全党今后的任务,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创造了充分的思想条件。

    1945年4月21日,党的七大预备会议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在会上阐明七大的工作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

    他指出,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前面还有困难,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全党要加强团结。

    据大会秘书处统计,七大代表中,1921年至1927年入党的党员约占28%,1928年至1936年入党的党员占59%,1937年至1941年入党的党员占13%。

    代表的平均年龄是365岁,最大的69岁,最小的23岁。女代表占代表总人数的69%。

    他们中几乎包括了党创建以来所有知名的革命家、军事家,除各地区党政军各级领导人外,还有来自基层的战斗英雄、生产模范和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党的秘密工作者等。

    七大提出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我们所要建立的新中国,既不应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不应是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旧民主主义的国家,也不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应当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各革命阶级民主联盟的国家,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大会强调指出,为了建立新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七大在党的文件上首次明确提出要以生产力标准来评判一个政党的历史作用。

    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实行土地制度改革以解放农民,继续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允许资本主义在内的各种有利于中国社会进步的经济成分存在,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归根到底,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七大深刻地揭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规律,对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三项基本经验,即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总结。

    七大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

    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使党的路线、方针得以顺利贯彻的根本保证。

    七大强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反对脱离群众的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等错误倾向。

    七大系统地总结党领导武装斗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经验,论述了解放区战场创建、发展和壮大的历程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分析了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和共产党的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并对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作了详细的阐述。

    七大指出: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战争,人民战争的路线和战略战术,构成了中国人民武装抗日的军事路线,是解放区战场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

    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它来自人民,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这是一个总的建军原则。七大提出,今后全国的军事任务是:八路军、新四军与一切抗日友军团结起来,打败日本侵略者。

    七大通过了新的党章。新党章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建党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所形成的优良作风和革命风格。

    规定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向。

    新党章明确规定:努力地学习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在党的工作中必须坚持群众路线,这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在党内生活中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所有这些,使全党能够在革命面临新的重大转变的关键时刻,在思想理论、政治路线和组织制度上得到及时正确的指导,得到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强有力的保证。

    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是七大的历史性贡献。

    七大党章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

    毛泽东思想系统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社会历史环境、经济文化基础,以及革命性质、基本动力、斗争形式、发展道路、奋斗目标和领导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七大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

    七大产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

    它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这次大会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它为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

    党的六大后,1928年下半年至1930年年初,全国范围内出现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

    随着斗争的发展,党领导创建了以赣南、闽西为中心地域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

    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其他许多红军部队,在红军中确立起“党指挥枪”的原则。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人民开始进行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从1930年秋到1933年上半年,国民党军队对各革命根据地发起多次大规模“围剿”,红军相继取得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随后,由于“左”倾错误领导,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陷于失败。

    随后,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其他革命根据地红军也相继进行转移。

    红军主力撤离后,留下来的红军游击队坚持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1935年1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到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历经艰险到达陕北吴起镇,实现了战略大转移。

    1936年10月,红四、红二方面军先后到达陕甘地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实现胜利会师。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有力推动下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也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即全国抗战的开始。

    伟大的抗日战争唤起了全民族的危机意识和使命意识。

    军队与老百姓相结合,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相结合,前方斗争与后方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特别是敌后军民广泛开展的游击战的巧妙战术和作战方法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使猖獗一时的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1945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继续胜利发展。1月,苏联红军向德军发动强大攻势,迅速打破了希特勒的防御计划。

    3月间,美、英等国在西欧的军队渡过莱茵河,攻入德国腹地。

    4月下旬,苏军完成对柏林的包围。

    5月2日,攻克柏林。德国法西斯头目希特勒在此前自杀身亡。

    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

    同年4月间,意大利共产党人领导北部各城市人民发动起义,墨索里尼被逮捕并由人民法庭判处死刑。

    德、意法西斯归于覆灭,使日本法西斯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日军在中国敌后战场上连连遭到打击,正在进行垂死挣扎。

    就在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和中国抗战接近胜利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在延安隆重举行。

    此时距离1928年召开的六大,整整相隔了17年,是历次党代会中间隔最长的。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开党代会呢?

    其实,早在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就将召集七大作为全党“最不可延迟的任务”之一。

    之后,由于内战连绵等种种原因,有关七大的事宜并未列入中央的议事日程。

    直到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才正式通过关于准备召集七大的决议,指出:“政治局认为在最近时期内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和党的工作,均有最严重的意义。”

    决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任书记,由25人组成的七大准备委员会,并首次提出七大的五项议事日程。

    决议号召“在中央领导之下,动员全党同志和广大民众积极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准备工作”。

    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就召开七大“立即进行具体准备”。

    同年11月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正式批准了1937年12月会议关于召集七大的决议,并同意准备委员会向全会提出的报告,决定加紧完成准备工作,在较短时间内召集七大。

    此后,七大进入实际准备阶段。

    1939年六七月,中央书记处向各地党组织两次发出《关于七次代表大会通知》,要求各地于本年9月1日完成代表选举工作。各地根据通知精神,选出了出席七大的代表。

    1940年,部分代表陆续到达延安。

    由于战争环境的恶化,代表不能到齐,会议具体日期未定,先期到达延安的代表,有的进党校学习,有的暂时分配了工作。

    1939年12月29日,在苏联治伤的周恩来为共产国际撰写完成55万字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再次介绍了党的七大可能在1940年的三四月间召开。

    当时师哲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的秘书,同时为周恩来作翻译。

    师哲回忆说,关于七大的信息,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十分重视”。重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共产国际认为,这是了解中国和中国革命的极好机会,所以,“决定派代表参加中共七大”。

    “但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看,派个外国人来有所不便,会给敌人和抱有敌意的人造成反苏反共的口实。”

    于是,共产国际决定派师哲这个中国人参加七大,会后返回共产国际做汇报。

    1940年初,师哲与周恩来等人从莫斯科一起回到延安。

    后来,七大延迟召开,师哲的使命也随着1943年5月共产国际的解散而自行消失。

    但是,到1941年前后,党内现状使毛泽东下决心在全党开展一次整风运动。

    抗日战争以来,通过实施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党的组织得到很大的发展。

    但是,广大新党员身上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老党员要适应新形势,也需要进一步提高自己。

    遵义会议以前,党内在思想上是比较混乱的,曾经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路线。

    其中,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损害最大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

    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党批判并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

    但是,由于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方法的高度对造成过去党内历次“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常存在一些分歧。

    这种分歧,在一定时期内,在局部地区或某些方面继续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

    为了实现党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同心同德地战胜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仓促地召开党的七大。

    在高中级干部和普通干部两个不同的层次,整风的内容和重点虽然有所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即:

    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消除王明路线的影响,通过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教育全党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

    在整风过程中,中央又多次商议召开七大事宜。

    1941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初步议定七大在五一召开;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计划七大在1942年上半年召开。

    1943年8月,中央政治局决定七大在年底举行,并发出《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会的指示》。

    由于日本侵略者对各解放区的“扫荡”更加频繁,也由于部署和进行整风等工作,七大的会期一再被推迟。

    整风进入总结阶段以后,1944年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立即着手进行召开七大的准备工作。

    5月21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七中全会有两项任务,即准备七大和在全会期间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讨论并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使全党对中国民主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一致。

    同时,也完成了召开七大所需的最重要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准备。长达11个月的六届七中全会结束的第3天——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终于开幕了。

    综上所述,七大推迟的原因主要是:党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一直处于极其严酷恶劣的战争环境下,党必须集中全力领导土地革命战争和全民族抗日战争。

    而且,战争造成交通不便,根据地被分割,党的许多高级干部战斗在第一线,很难集中起来开会。

    同时,全党对于重大是非问题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直到1945年整风运动结束后,以上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七大也才得以顺利召开。

    七大一开就是50天,成为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中会期最长的一次。

    其实,原拟七大的会期较短,没有安排那么多次会议,也没有准备那么多发言。

    大会开始后,代表们纷纷要求延长,大会主席团作了专门讨论,决定延长会期,会议议程也不断改变。

    在紧张的大会期间,每周六举办舞会,中央领导同志和一些代表都穿着布鞋在王家坪的草地上跳交谊舞。

    鲁迅艺术学院和留守兵团艺术学校等文艺剧团为代表们演出了《甲申三百年祭》《李秀成之死》等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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