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61章中共中央南方局
南方局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的机构。
在国民党统治区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南方局处于秘密状态，其领导人对外以中共代表或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出面活动。
南方局在周恩来等人领导下，创造性地贯彻执行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通过各种公开的和秘密的渠道，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王若飞等代表中共中央多次同国民党谈判，表明共产党对国共合作抗战的诚意，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政治进攻进行坚决斗争，从而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维系了国共合作的良好局面。
南方局重视同国民党内民主派人士的联系，团结和推动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斗争。
南方局领导人把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谭平山等国民党左派视为知己，经常征询他们的意见，和他们一起反对国民党顽固派。
周恩来等人与冯玉祥、李济深、王昆仑、朱蕴山、朱学范、李德全等经常交往，与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的张治中、邵力子、贺耀祖等人也经常往来。
1941年夏，在周恩来提议下，一部分国民党民主派以及国民党政府中担任幕僚的进步人士，在重庆秘密成立中国民族大众同盟（后改名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又称小民革），参加者后来发展到200余人。
小民革的成立及其活动，对争取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分化国民党顽固派，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它后来进而推动国民党民主派组织起来，建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20世纪30年代，张冲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总干事，他曾策划上海《申报》等国内主要报纸相继刊出所谓的“伍豪事件”（伍豪是周恩来在白区工作时化名），诬陷周恩来脱离了共产党组织，以蛊惑人心。
西安事变后，张冲与周恩来成为国共谈判的主要代表。为了团结抗战，周恩来捐弃前嫌，不咎既往，让张冲深为感动。
张冲为两党合作不懈努力，与中共建立秘密电台联系，置顽固派攻击陷害于不顾，凡周恩来提出要见蒋介石或蒋介石要见周恩来，都积极安排部署。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面对国共两党之间的裂痕不断加深，张冲极力弥合。
然而不幸的是，1941年8月张冲病逝。
周恩来深感痛惜，写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并在追悼会上发表演讲，高度评价其为爱国志士。
周恩来说:“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属两党，所往来者亦悉属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及党格。这种两党间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气的。”
“先生与我，并非无党见者，惟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党见，非私见私利可比，故无事不可谈通，无问题不可解决。先生与我，各以此自信，亦以此互信。”
双方都以“敌人所欲为者我不为，敌人所欲不为者我为之”的准则互相勉励，互相提醒，进而增进了信任，加强了友谊，为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重庆的中共参政员，同国民参政会中的各界知名人士广泛联络，加强了解，并同他们一起为促进全民族抗战和国内民主提出许多提案。
南方局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积极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著名知识分子交朋友，经常就国际国内形势、坚持团结抗战的大局交换意见，对他们给予很多支持和保护。
如领导和参与营救马寅初出狱活动，支持章伯钧、左舜生等人发起成立民主联合会等。
1943年2月，在南方局支持下，谭平山、王昆仑、陈铭枢等在重庆组织民主同志座谈会，后筹建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
1944年，李济深、何香凝在广西从事抗日民主活动，为另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一些中间党派的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在对国民党失望的同时，深感进一步组织起来反对内战独裁和争取民主之必要。
1月中旬，章伯钧、丘哲等代表中间党派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找到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沟通，请求中共能对将要成立的统一组织给予支持，周恩来当即表示积极赞同。
随后，中共南方局利用各种资源竭力扶持、宣传中间党派，并在经济上给予了切实的援助。
3月19日，包括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及社会贤达在内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秘密成立。救国会于1942年1月正式加入。
民盟的成立，加强了中间党派之间的联系，加强了民主力量的团结，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坚持抗战、民主团结的最可靠的朋友。
1940年12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统战委员会经济组，与民族工商界建立广泛经常的联系，帮助和直接领导工商界建立了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等团体。
周恩来、董必武多次同卢作孚、康心如、余铭玉、吴晋航等民族资本家交往，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鼓励他们发展生产，支持抗战。
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许多民族工商业人士积极参加大后方民主运动，以个人、联名或团体名义发表对时局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当局真正实行民主。
抗战初期，沈钧儒的儿子在重庆办画展，黄炎培在其中一幅《岁朝图》上看到茅台酒，联想到国民党的报纸曾报道红军战士长征中在茅台镇酒池以酒疗伤的事，就在画上题诗:“喧传有人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指示买下此画。当时南方局经费紧张，购买小画家作品，大家都不理解。周恩来说，这幅画联系到两位重要民主人士，今后可能有用。
1945年7月，黄炎培等6名参政员访问延安。当他走进毛泽东的会客室，第一眼就看见了《岁朝图》以及自己的题诗。
他感慨共产党人真是拿他们当朋友，所以才直言坦陈“周期律”。
多年后，国民党中统负责人徐恩曾在他的回忆录中专门提到这幅画的事情，由衷感叹道:“周恩来搞统战，犹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细数吾党同仁，难有与其相匹敌者也！”
1942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会见川康地方实力派刘文辉，向他分析抗战形势和介绍共产党的主张，希望西南地方的民主力量同共产党配合，并表示愿意在政治上对他们给予支持。
后中共中央又派人从延安到雅安，同刘文辉建立联系。刘文辉后来秘密参加了民盟、民革，积极从事反蒋民主运动。
1940年12月，周恩来派员到云南卢汉的第一集团军做统战工作。后又派员同龙云联系商谈合作抗日的问题，并建立专门联络的电台。
龙云秘密参加了民盟，使昆明的民主斗争得以广泛开展，被誉为“民主堡垒”。
另外，对贵州、广东、广西等省的地方实力派，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争取、团结和教育工作。
1939年4月6日，天主教爱国老人马相伯百岁诞辰，中共中央致电祝贺，称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
5月，周恩来在汉口专程访问了基督教人士吴耀宗，向他表示马列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并愿和宗教界人士合作，共同抗日。
周恩来还为南岳祝圣寺和尚暮笳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叶剑英出席了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会等活动。
南方局建立香港统战工作委员会等组织，以香港为枢纽和基地开展港澳统战工作，争取海外侨领，扩大对海外华侨的抗日宣传，组织海外华侨回国抗日。
南方局领导人和工作人员还经常同外国驻华使节、援华机构人员和新闻记者会晤，广交外国朋友，以大量确凿的事实及文字资料说明共产党在抗战中的贡献，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内战的阴谋，争取国际舆论支持中国团结抗战，努力扩大和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南方局把大批电影、戏剧工作者组织起来，成立中华剧艺社，上演进步戏剧。
当郭沫若因创作《屈原》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种种攻击和迫害时，周恩来挺身而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道义上给以支持，在安全上进行保护。
南方局大力支持老舍主持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活动，团结了一大批著名的作家、导演和演员，培育了许多文艺新秀。
面对皖南事变后的险恶环境，南方局对大后方的文化工作者采取了保护措施，把大批进步作家等文化人送到延安或香港，成立以廖承志为首的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加强党对进步文化工作的领导。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香港，周恩来指示有关同志尽快将留港的文艺工作者转移到安全地带。
在做中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南方局注意以工人、农民、青年、妇女为主要对象的群众工作，开展一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和民主权利的具体斗争。
皖南事变后，还提出了凡有群众的地方一定要进去工作，要善于使上层工作与下层工作、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党外的联系与党内的联系相结合等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周恩来一生十分注重统战工作，团结了一大批包括民主党派成员在内的党外人士，为中国统一战线理论和统战方针政策的制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与党外人士的交往过程中，周恩来总是坦诚相待，关怀备至，多年来与许多民主党派人士都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本章撷取周总理与民主党派人士交往中的几则感人故事，以此表达我们的缅怀和敬仰之情。
宋庆龄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一任名誉主席。从艰难的革命战争年代，到新中国的建设时期，宋庆龄都把周恩来及其夫人邓颖超当做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和最知心的同志和挚友。
而周恩来、邓颖超也非常尊重宋庆龄，称其为“国之瑰宝”。
宋庆龄与周恩来的友谊始于上世纪20年代。
“（上世纪）20年代中期，我在广州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他当时很年轻，但已经俨然是一位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多才多艺、久经锻炼的领导人了。”宋庆龄回忆说。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人去庐山与蒋介石谈判，途经上海时，专门去看望宋庆龄。
当周恩来、林伯渠等人驱车来到上海莫里哀路（即香山路）29号的寓所时，宋庆龄热情地迎到了门口。
周恩来仔细地向宋庆龄介绍着当时的形势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和关于宣布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革命主张。
宋庆龄表示坚决拥护和支持中共中央的这些政策方针和主张。她认为:“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所有的力量必须团结在一起。”
1949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由邓颖超前去接宋庆龄北上。邓颖超临行前，周恩来又亲自修函一封:“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程迎迓之便，仅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今日命驾，实为至幸。”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作为新中国的重要领导人开始了大量的国务活动，周恩来经常就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与她协商。
曾任民革中央主席的何香凝不仅是革命家和爱国者，还是著名的画家。
1950年8月初，邓颖超与周恩来结婚25周年之际，何香凝精心画了一幅“梅花松柏图”，上书“恩来颖超结婚25周年纪念”。
她用霜欺雪压香如故的梅花和酷寒不凋挺且直的松柏象征邓颖超和周恩来，寓意深刻，恰到好处地赞颂了他们的爱情和品德。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
1951年，何香凝为志愿军画了一幅《喜鹊牡丹图》，请周恩来欣赏评价并且邀请他在画上题词。
周恩来欣然命笔，在《喜鹊牡丹图》上写道:“鹊报援朝胜利；花贻抗美英雄。”表达了祖国人民对“抗美援朝”必胜的信念和对战士们的崇敬。
1961年11月28日，在北京政协礼堂，周恩来主持了一个“百老庆寿会”。一百位70多岁以上的在京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和社会知名人士欢聚一堂。
当时83岁高龄，时任民革中央主席的何香凝见周恩来正向她走来，急忙起身相迎，不慎拐杖失落。
周恩来迅速向前，一面拾起拐杖放好，一面热情地和何香凝握手致意，向她祝寿。
周恩来曾经满怀深情说道:“我与廖家已有三代交情。”
而廖承志也深有感触道:“这是实情啊，父亲廖仲恺早在黄埔军校就十分赏识周恩来，母亲何香凝一直受到周恩来的关怀和爱护，姐姐廖梦醒不仅和周恩来革命关系密切，而她的女儿囡囡又是周总理和邓大姐十分疼爱的干女儿。”
曾任民盟中央主席的张澜与周恩来相识在1938年。
这年4月，国民党政府为抗日设立一民意咨询机构叫国民参政会。张澜、周恩来都是参政员。其第一次会议于7月在汉口开幕。
会议期间，周恩来经吴玉章引介与张澜认识。第一次见面周恩来即对这位德高望重的前辈肃然起敬。张澜时年六十有六，周恩来正届不惑之年，结成忘年交。
1941年皖南事变期间，周恩来差不多天天去“特园”(张澜老友鲜英的公馆，张澜应邀住此)，两人在交往中建立了深厚感情，互相关切。
有一次，周恩来去特园时张澜还在午睡，周恩来对张澜通讯员张楣光频频摇手，示意莫要打搅，自己则独自一人在大客厅里坐等。
后来，张澜知晓此事，责备张楣光道:“周先生来了为什么不叫醒我？”
旧政协期间，周恩来与张澜相互约定:凡遇重大问题，事先交换意见，统一认识，采取同一步调。
1946年10月，蒋介石悍然下令定于11月在南京召开“国大”。蒋欲孤立中共，竭力拉拢民盟参加。当时民盟内部对参加与否亦有分歧。
在此紧要关头，是月12日清晨，周恩来赶到兰家庄民盟总部，提醒黄炎培和周新民等民盟领导人说:“民盟是否参加国大的问题，你们最好向张澜主席请示一下。”
周新民当即打长途电话到重庆向张澜请示。张澜答话只一句:“决不能交名单啊！”民盟总部立即作出了不参加“国大”的最终决定。
最终，被孤立的一方反倒成了蒋介石。事后周恩来说:“民盟不参加‘国大’，‘国大’就臭了！”
1949年5月，张澜等人被蒋介石下令逮捕，羁押于上海虹桥疗养院(今徐汇区中心医院)。周恩来得悉后指示上海地下党全力营救。
地下党历经曲折艰险终于在人民解放军攻进上海的同一天夜里将他们救出。
不久，中共中央召请张澜北上。周恩来在北平火车站迎接张澜时，紧握着张澜的手，频频摇动，热诚慰问道:“表老，您好，您为我们担了风险，感谢您！”
张澜80大寿时，周恩来亲临上寿。1955年1月，张澜患重度动脉硬化症和肺炎住进北京医院。病危期间，周恩来亲来探望。
张澜此时说话已很困难，挣扎着对周恩来说:“希望早日解放台湾。”张澜逝世，周恩来等亲自执绋送达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安葬。
曾任民盟中央主席的沈钧儒是有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曾被国民党拘禁，1937年夏获释，卜居南京。
一天，国民党立法院秘书长梁寒操以中苏文化协会的名义举行茶话会，邀请沈钧儒出席。
就在这次茶话会上，沈钧儒第一次见到了神交已久的周恩来，他们除倾心交谈外，还约以后相会。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