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45章圣地延安②
毛主席对延安这个新家十分满意。工作之余，他漫步延河边，攀登宝塔山、清凉山，以慧眼审视着延安的人、事、物，延安的过去、今天和未来。
毛主席在沉思，延安是一个有思想和文化的城市，共产党人进入延安之后，绝不能让这种思想和文化的火种熄灭，而应该继承它并改造它，让这种精神和文化得到重塑和升华，使它成为永放光芒的延安精神。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古城延安驻扎下来，一驻就是10年。直到1947年3月，延安一直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成为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中心，中国革命的中心。
1947年3月，蒋介石为了挽救其垂死统治，发动对延安的重点进攻。
当时，国民党军在西北战场有23万人，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嫡系将领胡宗南指挥的装备精良的部队。
人民解放军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只有2万多人，而且装备差，补给困难。为了争取主动，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
从3月13日起，胡宗南指挥15个旅共约14万人，分别从洛川、宜川出动，兵锋直指延安。
国民党军每日以近百架次飞机掩护其部队进攻，对延安实施狂轰滥炸。
3月14日下午，一批从前线下来的旅团级干部，到毛主席在王家坪的住所看望毛泽东。这些旅团级干部对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不太理解。
毛主席解释道:“我军作战历来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主要是要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进攻陕北的敌人有二十多万，在陕北的我军只有两万多一点。我们的力量一下子不能把敌人完全消灭，所以我们要撤离延安……”
这些干部动身离开毛主席住所时，毛主席把大家送到了门口，一边同他们握手，一边笑着说:“好啊，我们下次见面可能在南京，可能在北京，可能不在延安，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听了毛主席这番话，这些干部个个都哈哈大笑，一个个都满怀着革命必定胜利的豪情壮志，精神抖擞地奔向各自战场。
3月18日，国民党军已兵临延安城下，傍晚时分，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才从容地离开延安，踏上转战陕北的征程。
3月19日，国民党军占领延安。毛主席走时对彭德怀说:“蒋介石进攻延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会回来的。”
当时，毛主席把自己的名字改叫“李德胜”，即“离得胜”，意思是离开延安就能取得胜利。
毛主席和中央机关转战陕北，途经数百个大小村庄，居住过37个地方。1948年4月，进攻陕北的胡宗南部队，被彭德怀指挥的西北人民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丢盔弃甲，损兵10万余，一败涂地。
历时1年多，延安终于又回到人民手里！延安光复了，毛主席却没有回来:毛主席已于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离开陕甘宁边区。
此时的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机关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己经奔赴新的地区了。
从1937年1月13日，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进驻延安，到1947年3月18日离开延安，整整十年有余。
十年前，延安成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首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和战略总后方。
它既是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也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取全国胜利的解放战争的出发点。
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运筹帷幄，做出了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为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基础。
延安原名肤施县，中共中央进驻后，取原延安府名，改肤施县为延安市。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前，延安城由国民党东北军占领。
西安事变爆发后，东北军撤走，延安城只有民团和保安队千人左右。应张学良、杨虎城电邀，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参加协商解决西安事变事宜。
1936年12月16日下午，周恩来等从保安来到延安，当晚就住在马家湾延安工作委员会临时办事处。
就延安的接管问题，他指出:尽可能争取和平接管，如若不行，就等部队来解决。
周恩来离开保安前，就已派黄春甫（江华）通知陕北红一团团长黄罗斌准备接收延安。
12月17日中午，红一团团长黄罗斌带人护送周恩来等一行人到延安东郊飞机场，转乘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派来的飞机前往西安。
正当周副主席准备登机时，延安城里的国民党肤施县县长高锦尚骑马赶到机场来送行。
周副主席借机将西安事变发展的两种可能性作了分析，第一种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第二种是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局面，造成日本侵略者灭亡中国的有利条件。
周恩来说，我们要力争实现前者，这是全国人民的愿望，希望你（指高县长）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
随后，周副主席一行在张将军派来的代表刘鼎陪同下登机，飞往西安。
次日凌晨两点左右，驻防清凉山的张占奎派传令兵报告:肤施县的高县长带着民团深夜偷偷地溜出东门，顺着延河向榆林方向撤退。
根据黄春甫司令员的命令，驻清凉山、宝塔山的一、二连部队迅速警卫了南门、东门、北门，同时将县府、党部机关看管保护起来。
天亮后（12月18日），黄春甫司令员率领红一团的部队进城，中国共产党正式接管延安。
为了更好地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央、毛主席决定由保安迁往延安。
和平接管延安后，党中央派出以王观澜为团长的工作团，陕北苏维埃政府派出以曹华山为首的工作组来到延安，连同延安城防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黄春甫一起，迅速有效地组织开展宣传保卫等工作。
随后成立了延安市苏维埃政府和延安抗日救国会。工作人员分头到大街小巷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和城市政策，宣传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毛泽东主席是抗日领袖。
部队还在延安南关、凤凰山等处挖出和收缴了敌人逃跑前埋藏的几百支枪和部分弹药。延安城内的商业、学校、交通、邮电等各项事业很快恢复正常。
中央警卫团团长黄霖带领警卫部队于1937年1月初来延安“打前站”，在红一团的配合下为党中央和毛主席进驻延安做了许多前期准备工作。
迎接中共中央、毛主席进驻延安是由抗日救国会统一领导和部署的。
1937年1月10日，毛主席从保安动身，经桥儿沟、张沟、余家坡、井沟岔、王家畔，行进23公里，傍晚到达志丹县侯市寺儿台住宿一晚。
1月11日早上，从寺儿台出发，经郭家砭、侯家坡、王新庄、庙合台王兰沟、庄科渠、刘家砭、阳台、樊庄、白庄、寺沟、赵桥、韩砭，行进30公里，到达安塞县王窑高沟口住宿一晚。
1月12日从高沟口出发，经庙湾、白渠、白坪、招安、店子坪、枣湾、龙石头、茶房、新庄坪、云坪、后沟门、滑里湾、严家湾、黄崖根，行进30公里，到达安塞碟子沟住宿。
1月13日，从碟子沟出发，经沿河湾马家沟、杨家沟、下里家湾、赵家崖、河庄坪、石砭塔、李家洼、兰家坪、杨家岭、大砭沟口，行走25公里，到达延安。
1月13日这一天，延安城满街贴满了“欢迎抗日领袖”等标语口号。欢迎的人们，一大早就排列在道路两旁，从北门口起一直排到大砭沟口。
在这些兴高采烈的人群中，有城乡人民群众，有机关干部，有红军战士，有学生，有从十里八乡来的赤卫军和农民，还有从甘泉、延长、子长、安塞专程赶来的群众代表达四五千人。
人们手里或高擎或挥舞着五颜六色的三角小纸旗、小红旗。中央警卫团团长黄霖和延安抗日救国会主任曹华山等早已带着各界群众代表赶到离城八九里的杨家湾路口迎候毛主席。
下午4时左右，毛主席、张闻天、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从河西渡过河，顺着一道砭迎着人们走来。
毛主席衣着十分俭朴，和普通战士一样，头戴缀着红星的八角帽，身穿黑色棉军服，外套一件已显陈旧的灰大衣，右胳膊的袖肘上还打着一大块补丁，脚蹬一双布棉鞋。
在黄霖的介绍下，毛主席同前来迎接的代表一一握手问好后相伴前往延安城。
当队伍行进到大砭沟口时，欢迎的场面异常热烈，“欢迎抗日领袖”的口号声和欢呼声、锣鼓声响彻延安山城。
毛主席手牵小红马，微笑着频频向欢迎的人群点头，挥手致意。群众一直迎送着毛主席经北关、进北门、过钟楼，来到抗日救国会的驻地。
朱德总司令进城的时间比毛主席要早，下午约3点左右就到了延安，他带着的这支红军队伍中配有五六十把盒子枪，威风凛凛。
1月14日上午，在延安大操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党中央、毛主席进驻延安大会”。
参加大会的部队官兵、机关工作人员和群众把操场挤坐得满满当当。欢迎大会由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郭洪涛主持，并致欢迎词。
毛主席发表了讲话。他号召军民要团结一致，抗日救国；加紧生产，支援前线；加强统一战线，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毛主席要求各界人士和群众今后要事事讲抗日，处处为抗日做贡献，他还风趣地说:即便是老婆和老汉两口子拉话，也要谈抗日。
抗日救国会副主任马生有代表延安人民讲话，热烈欢迎党中央、毛主席进驻延安，并表示决心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坚决团结一致，把抗日救国斗争进行到底。
会上，商会还向党中央以及红军战士们赠送了慰问品。
中共中央、毛主席进驻延安之后，从此这座具有悠久历史的高原古城便成为中国革命斗争的指导中心和总后方，成为举世闻名的革命圣地。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踏上战略转移征途，至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随后，中共中央辗转于吴起、甘泉、富县、瓦窑堡和保安县等地，1937年1月13日进驻延安。
在延安，中共中央适时提出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并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为争取和平民主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内战爆发后，为挫败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指挥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历时一年、转战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
为摆脱国民党骑兵部队的追击，10月21日，红军采取分割包围战术，打垮敌4个骑兵团，歼敌2050余人，缴获战马1720多匹，史称“切尾巴”战斗。
这是中央红军结束长征的最后一战。毛泽东得悉胜利消息后赋诗一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盛赞在前线指挥“切尾巴”战斗的彭德怀将军。
11月初，中共中央率领的陕甘支队在甘泉象鼻子湾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将两支部队合编，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毛泽东任主席。
193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转至富县。在中共中央、西北军委统一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于12日至20日在富县直罗镇围歼国民党东北军一个师又一个团，毙敌1000余人，俘敌5300余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1935年12月7日，中共中央进驻瓦窑堡，12月17日至25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等问题，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
12月27日，毛主席根据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指出:
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毛主席的这个报告为在新形势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瓦窑堡会议后，为了早日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中共中央积极开展对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推动西北抗日力量大联合。
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赴东北军驻地肤施（即延安）与张学良秘密会谈。张学良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
在推动西北抗日大联合的同时，中共中央还领导红军进行东征、西征，迎接红二、四方面军。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名义东渡黄河，开始东征。
193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13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西征甘肃。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后，曾多次劝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都遭到拒绝。张学良，杨虎城在别无出路的情况下，决心以“兵谏”形式“逼蒋抗日”。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以武力在临潼扣留蒋介石及其军政要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爆发后，应张、杨邀请，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组成代表团前往西安，协助处理西安事变。
12月13日和19日，中共中央两次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确定了对西安事变的方针: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经多次谈判，蒋介石以人格担保答应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六项条件。
12月25日蒋介石被释放，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发生后不久，驻延安的东北军向西安一带集中，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迁驻延安。
从此，延安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心，照耀中华民族前程的灯塔。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翌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9月改称第18集团军）。
1937年8月22-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提出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
洛川会议是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阐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道路。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了事实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合法地位的谈话，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歼灭日军1000余人。此战是卢沟桥事变以来中国军队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1937年10月，南方8省15个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上升到主要地位。
根据洛川会议精神，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建立起十多个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有力地支持了国民党正面战场，建立了巩固的抗日总后方。
1938年5月，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
《论持久战》发表后产生巨大影响，坚定了全国人民持久抗战的胜利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