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36章身先士卒之邓永耀
邓永耀(1912―1939)，湖南茶陵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宣传队长、军政治部宣传部长、师政治部主任等职。
1934年10月随军参加长征。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骑兵团政委，率部转战冀南。
后调任由各种地方武装组编的冀南五支队政委，努力稳定部队、整顿风纪。率队游击于武邑、阜城、枣强一带，多次粉碎日伪军对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
1939年初，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政治部主任。3月3日，在武邑东南与敌作战中牺牲。时年27岁。
邓永耀，1912年1月24日生于湖南省茶陵县大冲村。因家庭生活贫苦，他刚读完两年高小，便去替一道士抄书，得点薄酬，聊补家计。
后父母因病去世，妹妹也送给人家作了童养媳。家徒四壁，举目无亲，从此他一个人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甚至他按族规可以在祠堂祭祖时入席的资格也被取消了。
暗淡浑浊的世道，贫困不幸的家境，成为孤儿的邓永耀从小就饱受人生苦难，在社会的最底层苦苦挣扎，没有起码的温饱，更没有起码的人格。
1927年马日事变后，15岁的邓永耀结识了从县城米江书院回到大冲隐蔽的共产党员邓有禹，经常受到邓有禹的启迪和教育。
他第一次接触到一种崭新的思想，心里涌起对革命的向往和追求。
是年11月，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攻占茶陵县城后，他跟着邓有禹来到城里，参加了革命队伍，从此踏上人生新的起点。
1928年，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他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共青团湘东特委委员。
这年7月，茶陵一所县立列宁高级小学在寨下坪建立，由县委书记贺碧如兼校长，他任副校长，主持学校日常工作。
只读完两年高小的邓永耀深知穷人家的孩子有个念书的机会是很难得的，他要让这些孩子学好文化，明白道理，将来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他为小学书写了校名，并同教师刘生汉一起谱写了校歌。
校歌歌词是:“红色世界，列宁学校多么的快乐，我们广大贫苦儿童，无钱无书读。同学友爱，教师慈和，相聚在一堂。书籍新鲜，教材适合，游戏娱乐多。喂，小朋友们，大家热心一起来啊，莫把这宝贵时光来错过。努力学习共产主义，创造社会主义，世界责任在我肩。”
歌词中，邓永耀对学生谆谆教诲流露在字里行间，对学生殷切的期望跃然纸上!
为了办好列宁高级小学，邓永耀呕心沥血，想了许多办法。首先，他组织老师自编政治教材。
如在《我们的责任》一课中，就教育学生要“时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要“以革命为终身职业”，要“以革命群众安危苦乐为自己的安危苦乐”。
这样，以这些有很强思想性的教学内容，在潜移默化的教导中，使学生在不知不觉间培养和建立起革命的理想和信念。
其次，在教学中，他还注意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如定期派学生携带学校自编的《新三字经》，下村办农民识字班。
识字内容中，有“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都是人;一不平，大家鸣。工人们，劳不停;苦作工，晨到昏。得工钱，数百文，赚红利，厂主吞。农民们，受剥削;可恨的，是豪绅。打土豪，分田地;杀劣绅，除祸根……想极乐，要革命!”等句。
这些深刻内容寓于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中，既受到农民欢迎，也加强了学生同群众的联系，并提高了宣传的效果。
此外，为了减轻苏维埃政府办学的负担，他还带领学生从事打柴、种地等劳动，并参加支前斗争，给学生以多方面的锻炼和提高。
由于邓永耀对学校，对学生倾注了关心、爱心，明确的政治方向加上科学的教学方法，列宁高级小学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全面发展的的高质量学生，为红军部队和地方党、团机关输送了许多骨干。
邓永耀在办学期间，还担任过共青团茶陵县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秘书长和茶陵县苏维埃政府总务处长。
到了1933年下半年，当中共湘赣省委号召地方各级党组织动员青年入伍时，他又带头报名当了红军，被调到红六军团政治部任技术书记(相当于现在的文书)。
1934年8月，他随红六军团西征。9月，部队到达贵州黄平时，他又被调至红四十九团任技术书记。
在长征途中，他除积极参加革命工作外，总是抓紧时间学习。身边常带着一个藏书的小木匣子，一有余暇，他就拿出书来看。
10月，红三军、红六军团会师后，他被调到红二军团政治部任总务处长，后又调任红六军团参谋长。
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合，他随萧克调到红四方面军工作。
在红四方面军，他任红十七师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邓永耀调任八路军一二九师骑兵团政委。1938年10月，邓永耀部与日寇在冀南激战。
结果，邓永耀以400名新兵击退了40辆大车运载的日军。
从此，邓永耀以骁勇善战著称。不久，他又调任一二九师东进纵队政治部主任兼东纵二团政委。
他在率东纵二团(又称一支队)进入冀南永年县境时，非常注意执行八路军的纪律，如野外宿营、公平买卖等，以打消群众见兵就躲的顾虑，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
同时，他还对当地的土匪头子萧孝成展开政治攻势，活捉萧孝成，并收编其部下千余人，为当地除了一害。
群众拍手称快，他和他的部队也因此受到了群众的信赖。
接着，他在群众欢迎部队入城的大会上，宣传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各阶层人民团结抗日，很快打开了当地的工作局面，并着手成立了中共永年县委和县抗日民主政府、县民族战争战地委员会、县农民抗日救国会、县妇女抗日救国会、县大队等抗日组织。
他还非常注意组织好群众的经济生活，如发展工商业，恢复集市贸易和组织农民大种高梁，发展农业生产等。
邓永耀放手发动群众，把抗日救国和根据地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使自己工作的展开得心应手，局面大开。
不久，他还把工作经验推广到肥乡、曲周、邱县、鸡泽、广平、成安等县，加快了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步伐。
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邓永耀将武邑地区的抗日游击武装编成东进纵队第五支队，并兼任这个支队的政委。
1939年初，日寇集中五个师团分多路“扫荡”冀南抗日根据地。这时，他来到东纵二团，参加冀南五分区的反“扫荡”，转战于武邑、景县、阜城一带。
3月3日晨，盘踞武邑县城的日寇来到西屯一带“扫荡”，因东进纵队二团的两名侦察员一死一伤，使他没能及早得到日寇前来“扫荡”的情报，被迫仓卒应战。
他命令一部分战士掩护群众转移;一部分撤向邓庄村南，构成伏击圈;一部分(30多名)则由他带领奔向西屯村西抢占有利地形，担负阻击并将敌人引入伏击圈的任务。
在激战中，在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冲锋后，他正准备向伏击地段转移时，不幸头部和腿部中弹昏倒在地，两名战士连忙将他抬到一个小土坑边。
他在片刻的苏醒中，唯一牵挂的是战斗进程，敦促战士赶快将敌人引入伏击圈。最后，他因流血过多，当即牺牲，时年27岁。
邓永耀牺牲后，《新华日报》(华北版)于1939年4月11日刊载了《纪念邓永耀同志》一文，对他的光辉业绩给予了崇高评价。
武邑县军政民各界在他的墓前立了一块碑，碑文述道:“邓公永耀先生，江南有志之士也……领导东纵驻军来武，以身作则，英勇杀敌，先后数十役……武邑群众相见最切，相感最深。”
这段话表达了人民对他这位抗日烈士最好的怀念。
光阴荏苒，几十年过去了，但邓永耀仍然深藏在家乡父老乡亲的心中。
“来，来，到这边来……”
“百年辉煌”宣传组来到茶陵县腰陂镇大南农村社区居委会时，村干部告诉记者，邓永耀的故居早已几建几修，“如今，已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但记者执意要前往探访。路上，得知事由的不少村民突然自发为记者引路，其中一位刚从地里摘了菜，还提着篮子的老人老远就喊记者来。记者赶忙奔过去。
一片断壁残垣，哪里有故居的影子？
但是这位叫邓春元的老人却异常激动，似乎害怕记者会马上离开，几乎蹦蹦跳跳地在倾颓的墙壁、杂草丛生的土地间奔跑，边跑边讲述着他和邓永耀的关系，以及那些尘封在历史中的往事。
“不要像打战一样嘛，慢慢来！”随行的村干部笑着提醒邓春元。
“这里以前住着邓永耀。他是我们家邻居，他和我叔叔邓有禹一起闹革命，是英雄！”老人安静下来，开始慢慢讲述。
记者明白:即使墙颓瓦破，故园萧索，英雄也从未离开这个小小的村庄。
在茶陵县档案局，工作人员为记者找出了1985年茶陵县委党史办公室召集人员整理的邓永耀生平、传记等资料，发黄的档案袋上注明:永久保存。
轻轻打开，邓永耀这位早已远去的先烈，依然是牺牲时的27岁，书生气质，穿上军装，英姿飒爽。
1986人，当时的茶陵县党史办工作人员，前往邓永耀家乡做详细调查时，不得不感慨:“当时村里人对邓永耀牺牲一事十分惋惜，大好青年，为国捐躯，可歌可泣。”
乡人邓丹明回忆，邓永耀小时候的生活并不容易。
“他的爸妈本来在茶陵县城开伙房，后来生意冷清回了老家。邓永耀在老家上了几年私塾，后来在茶陵县立高小因生活所迫辍学，不得不为道观抄写经书，每月得几块钱养家。”
20世纪20年代后期，地处湘赣边界的红色茶陵，革命形势风起云涌。
“老一辈讲，邓永耀15岁左右就很‘调皮’了，想参军，有一次报名去参加国民党军队，因为看不惯国民党军队的作风，就转而参加了共产党的军队。”大南农村社区居委会书记邓宋文告诉记者。
今天的邓永耀故居，已经只剩下断壁残垣，芳草萋萋。但他的英名，却长存在每一个村里人的记忆中。
和邓永耀家“一直是邻居”的邓春元老人讲述，“我爷爷奶奶记忆中的邓永耀，个子小，待人和气，见面总是笑容满面。”他知道，“邓永耀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是我叔叔邓有禹引的路。”
“据我父辈讲，当时我叔叔已经是共产党员。1928年底，我叔叔邓有禹隐蔽身份回到村里，经常和邓永耀交谈，在他的启迪和教育下，16岁的邓永耀就加入了共青团。”邓春元说。
邓宋文介绍，后来，邓永耀在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搞宣传工作，并曾担任茶陵县列宁高级小学副校长，直到上井冈山、参加红军。
“再传来他的消息，就已是他年纪轻轻就战死沙场的时候了。邓永耀离家革命后，其妻被地主霸占，后来上吊自杀。”
“当时，他的父母已经双双病死，村里没什么亲戚了，我们觉得非常惋惜。我们能有今天的日子，不容易啊。”邓春元说。
“邓公永耀先生，江南有志之士也……领导东纵驻军来武，以身作则，英勇杀敌，先后数十役……武邑群众相见最切，相感最深！”
1939年，邓永耀战死沙场后，牺牲地河北衡水市武邑县的民众自发组织悼念，“送了许多花圈，异常隆重”，并“刻碑文，永志不忘”。
如今，在武邑县，碑文依在，斯人愈远，只有那斑驳石刻，见证着时间的足迹，讲述着邓永耀27载年轻岁月，矢志报国、沙场击顽寇的一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邓永耀任八路军第129师骑兵团政委。
虽说是骑兵团，但兵力、战马、武器配备，连一个营的规格都够不上。邓永耀及该团团长王振祥都是老红军，遇到问题，总能想出办法。
1938年10月的一天，情报显示，日军50多辆车、拉着大批军人要从河北邯郸到大名（保定）拉粮食，往返需要一天。邓永耀抓住这个机会，决定组织部队打个伏击，既创伤敌军，又缴获些战利品。
邯郸到大名的公路，是日军重要的补给线。灭掉日军的威风，意义重大。经过侦查，伏击地点很快选定在公路所经过的成安县东部漳河店村的一片高粱地。
21日凌晨，邓永耀亲自率部埋伏好。上午8时许，日军大部队相继开来，开过玉米地旁马路时，枪声四起，日军被打得晕头转向。邓永耀身先士卒，腿部受伤后仍坚持杀敌。
此一役，击毙日军百余人，击毁日军战车20余辆，缴获物资无数。
此战后，邓永耀即以骁勇善战著称，名震一时。
不久，邓永耀调任129师东进纵队政治部主任兼东纵二团政委。
1939年初，日寇集中五个师团分多路“扫荡”冀南抗日根据地。邓永耀被派往参加冀南第五分区的反“扫荡”。
3月3日清晨，盘踞武邑县城的日寇来到西屯一带“扫荡”，邓永耀所在二团的两名侦察员当时1死1伤，使他没能及早得到日寇的情报，仓促应战。
然而，即使身处险境，邓永耀依然命令一部分战士掩护群众转移。
之后，邓永耀亲率士兵奔向西屯村西抢占有利地形，一边狙击敌人，并一边将敌人引入伏击圈。在打退敌人一次进攻，准备向伏击阵地转移时，邓永耀头部、腿部中弹，壮烈殉国。
一个战士，不是战死沙场，他就是回到故乡。
然而，战争年代，国破家亡，烽烟四起，“故乡”是一个遥远的名词。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村一共有22个年轻人外出抗日，有19人战死沙场，仅3人回到故乡。”邓永耀所在的茶陵县腰陂镇大南农村社区居委会书记邓宋文说。
“仅邓永耀所在的坡上组就有10余名抗战烈士。”村里人回忆，战争年代，村里人口本来就不多，年轻一点的基本上都出去打仗了。
“许多是我叔叔邓有禹以及邓永耀等人带出去的，这就是‘革命传统’。当然，部分是国民党抓壮丁抓过去的。”邓春元告诉记者。
战士不得还，村里“男人吃紧”，邓春元告诉记者，“你说我父亲怎么没有去打仗？因为他不是这个村的，他是做了上门女婿后到这个村的。当时的大南村，男丁稀少。”说这话时，邓春元显出凄凉神色。
然而，让邓春元开心的是，数十年后，他们的生活是越过越好了。记者看到，如今，他们家已建好3层楼的新房。
“我年轻的时候向父辈们学习，参军入伍6年，保家卫国！退伍后，在家务农，生活也有滋有味了。”说起这些，邓春元方露出微笑。
在他心里，今天的生活是他邻居、他叔叔、他们村里人用鲜血换来的，实在不容易，不管过了多长时间，父辈的抗争，父辈扛起来的旗帜，“我们这一代人，下一代……都不能忘记。”
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在纪念抗日战争三周年时编印了一本《烈士传》。
其中有一位烈士被刘伯承师长在序文中称赞是“伟大的革命者，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他就是最年轻的湘籍著名抗日英烈邓永耀。
邓永耀牺牲后，《新华日报》于1939年4月刊载了《纪念邓永耀同志》一文，对他的光辉业绩给予了高度评价。
2014年9月1日，经中央批准，民政部将他公布为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