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01章五万雄师
1947年秋季，中原局第二副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原新四军第5师师长李先念，在山东鄄城第一次见到了他的上级、原新四军军长陈毅。
第5师是新四军在皖南事变后建立的7个师之一。第5师师长李先念不是陈毅的部下吗？但为何在六年之后，昔日的师长才第一次见到过去的军长呢？
这在中国抗战史上堪称奇迹！
究其原因，这就要从第5师所处的独特的地理位置来说了。
第5师一直是新四军内一个较为特殊的存在，它孤悬在外，远离新四军军部，远离新四军其他大部队。
第5师官兵不要说平时无法到江苏盐城的新四军军部开会，就是作战行动、部队发展也是自己拿主意。
除了在组织编制上隶属于新四军，第5师完全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可以用“四个之最”来形容第5师在新四军内的特殊性:位置最远、地盘最大、兵力最多、组成最杂。
首先是位置最远。
新四军从成立之日起，就以大江南北的华中地区为主要活动地区，相继开创了苏南、苏中、皖南、皖中、豫皖苏边等抗日根据地和苏南、江北、江南三个指挥部。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重建新四军，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部队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
1师、6师主要活动于苏中、苏南地区，2师活动于淮南地区、津浦铁路两侧，3师活动于苏北一带，4师活动于淮北地区，7师活动于皖江地域。
从中可以看到，新四军部队主要作战地域是在安徽、江苏两省境内。
唯独第5师是在远离新四军主力西边的武汉外围孤军奋战。
5师为什么离的距离这么远呢？5师的前身叫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
1939年1月17日，李先念带着延安委派的60多名老红军和新四军竹沟留守处的一部战士合计160余人，以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的名义，从河南确山竹沟镇向武汉外围地区进发，执行中共中央赋予的挺进豫鄂边区，开创武汉外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这支新部队之所以用新四军的名义而没用八路军的名字，是因为当时八路军部队都在华北地区，只有新四军在华中有部队，为了将来部队的统一指挥问题，李先念所部才挂上了新四军的牌子。
经过近一年的战斗，新四军游击支队歼灭了沿途的日伪军，整编了多支抗日武装力量，形成党在中原地区的游击主力部队，在1940年1月3日正式改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
这一年的5月5日，中共中央指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是党的武装中的一个有重要意义的独立战略单位”，在一时还不能与八路军、新四军取得地域上的联系，而处于孤悬敌后和日、伪、顽夹击的特殊环境下，“必须努力扩大自己”。
这就明确了豫鄂挺进纵队相对独立的地位和部队发展的方针。
到1940年底，豫鄂挺进纵队从几支分散的游击队发展成为兵力达15万人的游击兵团，活动范围遍及武汉外围的长江南北、襄水两岸。
与此同时，豫鄂边区党委成立，覆盖豫南、鄂中、鄂东等地区。
1941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李先念为新四军第5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豫鄂挺进纵队下辖各部队一律使用新四军番号，全师14万余人。
1942年6月，为加强抗日根据地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中央还任命李先念为中共鄂豫边区党委书记。
第5师正式组建后，由于地理位置原因一直在远离新四军主力的外围地区。
1942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同意新四军军部、华中局关于“第五师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的建议。从此，5师就在中央军委的直接指挥下，直至抗战胜利。
其次是地盘最大。
在孤悬敌后的处境中，新四军第5师始终高举抗日大旗，顽强战斗，成为长江流域、华中腹地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
第5师官兵坚持在豫南、鄂中、鄂东抗战，创建了以四望山、京山、大悟山为中心的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将武汉外围的日伪军分割为数块。
甚至在武汉的郊县开辟了陂安南、陂孝礼、咸武鄂、武鄂等抗日游击根据地，形成了对武汉的内层包围圈。
在李先念和鄂豫边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这支鄂豫边区人民的子弟兵逐步成长为日益正规化的游击兵团。
在1944年7月之后，新四军第5师还陆续组成豫南、豫中兵团，奔赴河南省中南部开辟新区，配合八路军王树声部创建河南军区。
新四军第5师组建以来，在抗战期间共对日伪作战1260余次，击毙击伤俘虏日伪军437万人。
到抗战胜利时，鄂豫边抗日根据地横跨鄂、豫、皖、湘、赣五省，拥有9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和1300万人口，在38个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成为新四军最大的根据地，并成为我党在全国的几大战略区之一。
再次是兵力最多、组成最杂。
第5师在日、伪、顽的包围夹击中，努力生存发展，一面扩大主力部队，一面发动根据地农民参军加入地方武装、游击队。
到1945年8月，第5师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发展到5万余人，鄂豫边区民兵达30余万人。
同一时期，新四军各部队中，1师兵力有31万余人，2师兵力有33万余人，3师兵力有37万余人，4师兵力有3万余人，6师部队已并入1师由粟裕统一指挥，7师兵力有2万余人。
新四军各师的组成主体都比较清晰，第1师、第2师、第6师、第7师都有老新四军的血脉。
其中第1师是原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部队改编的，第2师是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改编的，第6师是原新四军的两个老支队改编的，第7师是新四军无为游击纵队、第三支队和皖南事变的突围部队整编的。
而第3师、第4师则来自八路军，其中第3师是原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的，第4师是原八路军第四纵队改编的。
第5师的成分就相对比较杂了。第5师从河南确山一路出发，一路扩军，它陆续整编的有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应城县抗日游击队，豫南、鄂中、鄂东地区由党领导的多支抗日游击队，信阳、应山、随县等地农民的武装自卫队。
融入新四军第5师的部队可谓是五湖四海，并且几乎都是从非正规军发展而成的。
第5师番号撤销也较早。
抗战胜利后，新四军的番号仍继续沿用了很长时间。新四军主力在陈毅带领下北上，接替去往东北的山东八路军防区。
罗炳辉率新四军2师、张爱萍率新四军4师、谭希林率新四军7师相继北上。留在华中的新四军部队，由1师师长粟裕统一指挥。
山东、华中的新四军部队仍长期保留各自番号，直到1947年1月，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并，组建华东野战军，中央决定撤销新四军番号，这些师的番号才正式成为历史。
黄克诚任师长的新四军3师于1945年11月抵达东北。四平保卫战后，东北民主联军统一整编部队。
1946年9月，新四军3师8旅、10旅、独立旅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即后来的解放军39军。第7旅编入第六纵队。至此，新四军3师的番号不再使用。
新四军第5师番号撤销要早于它们。
1945年11月，新四军第5师与河南军区、八路军359旅在桐柏山区会师后组成中原军区。
中原军区成立了两个野战纵队，5师改编为第二纵队，原5师参谋长文建武任司令员。新四军第5师的番号，在此时就已经不再使用了。
有一点需要注明，1942年年初新四军军部决定将1师与6师合并，6师部队由1师统一指挥，但6师番号对外仍保留，直到抗战胜利后。如果从时间节点上看，6师番号撤销应该早于5师。
最后来看5师的归宿1944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新四军第5师活动地区成立鄂豫皖军区。1945年8月，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中央局。
在与王树声的河南军区部队和王震的359旅南下支队会合后，三路大军合编为中原军区，5师师长李先念被任命为中原军区司令员。
从一个师扩编成一个由中央直辖的大军区和战略区，在新四军各师中仅此一例。
1946年6月26日晚，由于国民党军队重兵压境，步步紧逼，中原军区部队分路突围。
到8月份原5师部队突围后进入陕南，在豫鄂陕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原5师部队的基本力量保存下来了。
这支7000余人的队伍在渡过黄河后汇入刘邓大军，整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十二纵队。
第5师留在秦岭、伏牛、桐柏、大洪、武当诸山区坚持游击战争的各支游击队，在1949年4月渡江战役之后，先后汇入二野南下大军。
1949年5月20日，江汉军区及豫鄂、桐柏军区各一部组成湖北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位置最远、地盘最大、兵力最多、组成最杂的新四军第5师，在新四军这面大旗下独立发展，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打出了一片天地。
从这支英雄的部队，走出了众多声名显赫的将军，也走出了不少在文学、艺术、新闻界颇为知名的文化人。四年时间，新四军第5师发展成五万雄狮。
陈毅、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曾赞誉第5师为“发展第一”、“独立工作第一”。
新四军第五师的发展壮大，当然得力于中共中央的正确引导，得力于李先念这位卓越统帅，也得力于和李先念一起浴血拼杀的广大指战员。
可是有一位传奇女将，被毛主席称为“红心女战士”，在此不得不着重提到。
因为第五师的发展壮大，自然离不开这位传奇女将。
本章就来介绍一下这位传奇女将。
传说“共军”中有一位了不得的女将，她的威名让敌人闻风丧胆，她的脚有一尺长，走路一阵风，手使双枪，左右开弓，是个极厉害的人物。
在红军的历史上，能够真正上马打仗并且能指挥战役的女将领并不多，本书出现的林欣儿和叶媚媚是其中的两位。
而本章介绍的并非她们。那么这位颇具传奇的女子是谁呢？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与中国革命渊源颇深，她的母校是美国亚利桑那州郡大学，该校图书馆是史沫特莱众多关于中国革命历史档案记录的保存地，由她拍摄的许多中共领导人照片是该馆的重要馆藏之一。
其中有一张是抗日战争时期，鄂豫边区领导人李先念指挥新四军游击战时与战友的合影。
在这张照片中，出现了这位传奇女将的身影，此人英姿飒爽、朴实亲切。
她叫陈少敏1，是抗战中叱咤鄂豫边区的新四军女将领，被毛主席高度地赞赏为“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史沫特莱亲切地称她为“陈大姐”。
1977年12月19日，陈少敏与世长辞。虽然陈少敏离开了，但她的传奇故事却永远留在人民的记忆中。
1939年1月，时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兼任豫南游击队政委的陈少敏率领一支武装，来到鄂豫边区，与李先念、陶铸会合，接替钱瑛担任鄂中区党委书记，开始了富有传奇色彩的战斗生活。
为了巩固鄂中抗日根据地，陈少敏和李先念首先指挥部队消灭了汉奸李又唐的8个大队近3000人，随后又组织了新街战斗，一举歼灭日军100多人。
从此，陈少敏和李先念名声大振，日军和汉奸再不敢轻举妄动了。
当时，根据地人民这样传颂她:“陈少敏一到，老百姓开门睡觉。”
日寇汉奸和国民党顽固派则这样形容她:“身骑战马，双手开枪，要打你的眼睛，不会错打鼻梁。”
陈少敏被看成了一位神出鬼没的女将。
1940年初，史沫特莱辗转来到鄂豫边区，考察并了解新四军的抗日活动。
当时接待史沫特莱的人，正是中共鄂豫边区党委负责人陈少敏。她向史沫特莱介绍了新四军游击战争和边区妇女运动的有关情况。
1939年6月11日，在京山县的养马畈村，陈少敏主持召开了在鄂豫抗日游击战争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养马畈会议。
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抗日根据地的6条指示，讨论鄂南、鄂中党的抗日力量统一问题。
会议决定，成立新四军鄂豫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任政委。
在李先念、陈少敏的领导下，这支游击队发展到近万人，1939年11月，被统一整编为鄂豫挺进纵队。
与此同时，鄂豫边区的妇女解放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
1940年3月8日，鄂豫边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陈少敏负责这次大会的领导工作，并力邀史沫特莱参加。
在3个月前，史沫特莱曾在安徽省立煌县做过关于“世界妇女动态”的演讲，她认为，“中国得不到自由解放，则妇女就不能如男人一样的进步和发展”。
史沫特莱在事后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游击队妇女工作的领导者是一位被人们尊称为‘陈大姐’的人，她告诉我，她们马上要召开来自敌后11个地区的妇女会议，希望我去谈谈国际妇女运动和中国妇女在抗战中的成就。”
在当时的鄂豫边区，广大妇女不仅缝衣织被、护理伤员，还成立了妇女救国会等宣传抗日的组织；不但动员家中的男子上前线，自己也积极报名参加新四军或游击队。
对于边区的妇女解放运动，史沫特莱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肯定。
1941年是尤为艰辛的一年，除了军事“围剿”，国民党顽固派还实行经济封锁。米粮奇缺，物价疯涨，几十年不遇的大旱更是雪上加霜，部队供给十分困难。
有战士患上了疟疾，陈少敏把奎宁分给战士，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照顾他。
为了解决几万将士和上千万群众的生存问题，陈少敏在鄂豫边区发起了生产自救运动。
她以身作则，纺线织布、开荒种地。当时，甚至还有一首民谣是这样唱的，“陈少敏种南瓜，种的南瓜人人夸”。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旱灾，陈少敏又发动了“千塘百坝”运动，边区军民挖了1000多座水塘，100多座堤坝，没有让百姓食不果腹，反而庄稼丰收，生活富足。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史沫特莱对陈少敏本人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陈少敏被称为边区的女将军，当地甚至还有一种“女将军”牌的香烟，封面就是陈少敏骑马举枪的飒爽英姿。
她上马能打仗杀敌，下马能光脚插秧，她朴实亲民的作风深受边区群众爱戴，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陈大脚”。
在征得陈少敏的同意后，由安娥担任翻译，史沫特莱开始了对这位新四军女将领的专访。为了打开话题，史沫特莱主动向陈少敏讲述了自己的身世，这引起了陈少敏的共鸣。
随着交谈的展开，两位卓越的女性都在彼此身上发现了很多共同点:她们都出身贫寒，都在历经磨难后坚定了革命的信念。
采访结束后，史沫特莱还兴趣盎然地请陈大姐教她唱前几天偶然听到的一支歌，那是陈少敏在延安时学会的一首陕北小调。
她让安娥把歌词翻译成英文，并把曲调认真地记了下来。通过短短几十天的交往，陈大姐的热情、勇敢、坚毅都给史沫特莱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她们之间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史沫特莱离开边区那天，陈少敏还亲自送她。几个月后，史沫特莱为新四军寄去了急需的医疗物资，还动员了一批教会医生前往边区工作。
史沫特莱撰写的《中国的战歌》和安娥著的《五月榴花照眼明》这两本书以大量事实报道了新四军抗日的真相，粉碎了国民党炮制的新四军“游而不击”“封建割据”的谎言。
皖南事变以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鄂豫挺进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陈少敏任副政委。
她继续担任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领导，坚定地进行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最终使鄂豫边区发展成为雄踞大江南北、横跨5省交界的大块抗日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