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3章深沉的回忆
孙喜洲向华卓然回忆起西路军那段艰苦的征战史:
一个西风萧瑟的秋夜，星星在高空眨着眼睛，山坡上的灌木和野草，已经凋萎和干枯，残枝败叶被秋风吹得漫山飞舞。
村落里的灯火渐次熄灭了，狗吠的声音也早已消逝了。只有浩莽的黄河，仍然以它那一泻千里的气势奔腾直下。
两岸的山岩像一双黑沉沉的铁手，用力地揽住了河身，黄河愤怒地咆哮着，涌起排空的浊浪，发出巨雷般的声响，冲击着岩石，水花四面飞溅。
河边的渡口集中了大量的整装待发的红军队伍。我们要在这个深秋的夜里，冲破黄河天堑和敌人的封锁，渡河西进！
华卓然听着孙喜洲款款的叙述，仿佛身临其境。他虽然没有去过河西走廊，但长征到达陕北，黄河的雄浑，黄土高原的伟岸，他记忆犹新。
孙喜洲继续叙述:
这便是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夜，红西路军准备由甘肃靖远县附近渡河西进时的情景。
那时我是红三十军副参谋长，程世才是代理军长、李先念是政委、李天焕是政治部主任。
我们这几个人，年龄不相上下，我比程军长还年长两岁。
我站在岸边的一块岩石上，面前是随着水波跳动的一排渡船，每条船由一个战士用绳子拉着，旁边集合着等待渡河的战士。
身后的山坡上，是排列好的机关枪和迫击炮，射手们都紧紧地盯着对岸，那里正闪烁着敌人的手电筒的亮光，夜风不时地送来敌人相互喊叫的声响。
我站在程军长傍边，周围是一群等待传达命令的战士，还有前卫师—一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
大家都屏息等待着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大家继续沉默着，就是平时爱说爱笑，刚满二十四岁的熊厚发师长也一语不发。
我知道，虽然面对着敌人重兵把守的黄河天险，但大家想到的绝不是恐惧，而是如何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听李政委说，西征是执行延安的命令，是在延安的领导下进行的。这个没有错，但是李说的延安，未必就是指毛主席。
我后来在延安参加中央党校的学习，才明白了当时的西征背景比较复杂。
你可能不知道，张国焘与中央分手南下后，另立机构，并自任主席，却一直没有宣布。
到百丈关战役失败后，当时四方面军的许多同志和被四方面军挟持着的朱总司令、刘伯承等，都同意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
可张国焘心口不一，未表示同意，这是我们知道的。但还有一个事实很多人没有注意或不了解，这就是恰巧这时张浩1回国，他对一、四方面军居中调停。
最后的结果，是四方面军直属于莫斯科，与延安是横向的平行关系，而没有上下隶属关系。
这样，为了尽最大可能促成二、四方面军会合并一同北上，中央为了照顾大局，就既往不咎，宣布了一个新的指挥机构，仍保持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师时的决定，由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并且授权朱张全权负责军事。
所以，以朱、张之名发给西路军的命令，也是以中央的名义发的。但我们当时确实不清楚这层关系。我们只以为是延安的命令。
两个月以前，红四方面军已走出了草地，以后经过岷州，到达甘肃会宁县境驻扎。
同时，一方面军西征到了固原一带，二方面军也正向固原靠拢。在这三大主力会师的情况下，我们满以为可以打上几个漂亮仗，从而争取国内和平，实行一致对外抗日的主张。
那个时候我还在红三十二军，组织西路军时我才到三十军中去。关于西征河西走廊，我是到三十军后才听几位军领导说的。
会宁会议以后，有一天，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忽然来到红三十军，传达了张国焘组织西路军西渡黄河到宁夏建立根据地的命令，说这是延安提出的“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钱”的战略部署。
当时我们听后都很高兴，为能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战斗而高兴。
部队经过动员，便士气高昂地顶着秋风，踏着落叶，浩浩荡荡地向黄河边上开来了。
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才明白当时的情况。
会宁会师后，红军在陕北并未站稳脚跟，剩余几万红军的出路并不明确，而恰在这一时期，国际国内形势迅速变化。
四方面军及在陕北的中央逐渐统一认识，明确了打通国际通道的战略思想，也就是宁夏战役的计划。
即在四方面军靠近一方面军时开始实施宁夏战役，占领陕甘宁全部，并以红军一部占领新疆，具体由张国焘与朱德负责制订计划和执行。
朱张很快就拿出了一个作战计划，即四方面军进入甘南后，分兵一部与一方面军会合，其余部队渡河西征，占领平大庄凉，摆开扇形防御态势，威胁西兰一线，准备全部占领甘肃和宁夏。
为了避免暴露我军的行动方向，部队在离黄河三十里的地方驻扎下来，秘密地进行侦察，选择渡口，并在那些密密层层的梨树林里造船，进行敌前登陆的军事训练。
这天夜间，我奉程代军长和李政委的命令，带领前卫团，按照预定计划，在靖远上游三十里的地方渡河了。
但是船到中流搁上了一片浅滩，过不去。情况是严重的！我们三十军是一梯队，九军、五军、总直属队是二梯队。
渡河的道路要由我们开辟，全军同志今晚都在看着我们。
这时，远远传来几声鸡啼，东方已泛起微熹，我立即同前卫团长交换了意见，并取得军部同意后，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辛苦了一夜的战士们，这时抬起被水浸湿了的船只，在天亮前赶了三十里，返回了原驻地。
第二天军部又派我继续带着侦察队过河渡口去侦察。
经过一天的努力，我们侦察到虎豹口可以渡河。我和侦察队并将敌人河防部署情况基本上弄清楚了。
当天下午，程军长带了我及八八师的团以上干部和二六三团(前卫团)的连、排干部，换上便衣到河边看地形。
我们隐蔽在河岸上，看到滚滚的黄河，从两山之间咆哮而来，浩荡直下，对岸的光秃山峦，重叠纠缠，起伏不尽。
贴近河岸是一带平川，山上山下都是碉堡，敌匪马禄的骑兵旅就在这防守。敌人的工事不能不算严密。但它是挡不住我们红军的。
八八师的登陆地点选择在对岸山谷比较宽的一个小树林旁边。
薄暮降临，部队又一次告别了房东，悄悄地向虎豹口出发了。黄河南岸有许多村庄，为了保证群众的安全，我们劝他们不要出门送别。
但是在到渡口附近的一个村子时，一条狗狂吠不已。为了不暴露我军行动，我们花钱将狗买下，把狗嘴堵住，并讲明红军渡河后这只狗可以归还老乡。
而老乡则说:“为了军机大事，一只狗算得了什么？”
十点钟左右，部队到达渡口。对岸的马匪不时地放着冷枪，大概是在为自己壮胆。
慢慢地我的表针指着了十一点。我提示军长。军长向周围的同志一挥手说:“渡河！”
那些渴望着行动的战士们，立即将命令带回本班，霎时之间，虎豹口两侧轻舟齐发。我们坐在河边的指挥位置上，心情紧张，像弓上弦似的。
二十分钟以后，对岸传来枪声，军长命令火力掩护，顿时枪声、炮声掩盖了奔腾的黄河水声。
先头部队投掷的手榴弹和掩护部队发射的迫击炮弹，在对岸团团爆炸，战斗的火光，由河岸转向了小山，先头部队向纵深发展了。这时我们才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船只都陆续返了回来，河南岸的同志们高兴地跳起来了。有人喊，快攻打碉堡；有人急着登船渡过河去。
掩护部队正以猛烈的火力掩护着船只往返。登上岸的部队，以勇猛的动作和步机枪、手榴弹的猛烈火力，迅速地将敌人河防军一个团固守的防线突破了。
我们占领了十几个碉堡作立脚点，守敌一个多连，除较少数逃命外，全部被我歼灭。
虎豹口，这是西路军最终选择的渡河点，但并非最初的选择。
天亮时已渡过了两个团的兵力。军长让参谋长随即过河，亲自掌握两个团的兵力。
军长带着我从渡口回到指挥部，警卫员送来两碗羊肉面条汤，这时我们才想起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
当我大口吞咽着又香又热的面条时，又想起了正在战斗的同志们:一天比一天寒冷了，马鬃上经常挂着白霜，风吹得皮肤像刀割似的，可是战士们还穿着单衣呢……
我看着军长，他也在沉思着。
因为几天几夜没有合眼，我想着想着，便不知不觉的伏在桌子上睡着了。
忽然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把我惊醒，接着听到了飞机扫射声。参谋跑来向军长报告说有数架敌机在渡口上轰炸。
我忙跑出去一看，还好，因为早已有过防空布置，我们损失不大。敌机一跑我们又开始了紧张的渡河。
我们知道，轰炸的飞机应该隶属于胡宗南部，因为马家军是没有飞机的。
于是我们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
全军人马都渡过了黄河。红三十军仍是前卫军，它像一把利剑，刺向敌人心腹，乘胜猛追。
第二天下午四时，八十九师在宋家川，以三小时的战斗，击退了马骑兵旅的阻拦，俘虏了二百多敌人，缴获了八百多支步枪，十余挺机枪，七十多匹战马。
第三、四两天，敌人退却，我军一直追到景泰和一条山一带。
三十军仍担任前卫军的任务，向西北警戒马步青部，向东北警戒宁夏马鸿奎部。
九军和五军作为前卫军的预备队，另一方面向兰州方向警戒胡宗南，向西南方向警戒马步芳可能从青海方向来的援兵。
第七天，程军长亲自率领八八师两个团，在宁夏中卫县五佛寺，两小时就击退了马鸿逵的骑兵团。
就这样，在渡河的一周内，西路军进展顺利，并击溃了阻截的马家军多部。
红三十军两个团占领五佛寺的第二天，忽然接到总部电报，命令我们大量收集船只，准备回陕北去。
当时我们不知道上级为什么突然放弃进军宁夏的战略计划。我们猜测，也许是宁夏敌人兵力雄厚，定远营敌人派了好几个师控制着，恐怕打不进去，上级才改变了主意。
实际上，这时的张国焘又与中央意见相佐。他的行为致使西路军第一个东返机会丧失。
原来，延安虽三令五申电示张按宁夏战役的统一部署办，但张还是不听，不顾延安命彭德怀、刘伯承准备组织的海（原）打（拉池）战役，重点打击南敌这个全局，擅令四军、三十一军调离前敌总指挥部指定的作战位置，结果使海打战役计划落空。
张这次擅令，完全改变了战场态势，结果由于未能击破南敌，至11月初，南敌胡宗南部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道路，隔断了河东红军主力与河西红军的联系，其后果不仅是宁夏战役被迫中止，而且使渡河的西路军成孤军深入，处境危险。
这种危险局面一出现，张国焘也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开始的电报是让西路军准备东返。
回河东、去陕北是我们衷心盼望的，所以接到电报后十分兴奋。
经过一天的努力，我们收集了大船七只，小船十余只，同时将对岸情况也作了些调查。
不料第三天上级又来电报说，船只不要了，并命令军长带领部队立即返回一条山。
这时马步青、马步芳的主力已增援上来，三个旅的兵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向一条山猛扑。
守卫在一条山的八九师两个团、八八师一个团，在熊厚发、邵烈坤两位师长共同指挥下英勇抗击着，和敌人进行争夺战。
军政治部和宣传队在一条山南面的一个小围子里陷入了重围。他们只有一个政保排的战斗部队，其余的全是干部和勤杂人员，可是包围着他们的起码有一千五百名骑兵。
政治部主任李天焕，首先将一个排布置在围子四周，然后将全体干部、宣传员、警卫员……组织起来，共有几十支短枪，在李主任亲自率领下担任机动。
敌人从东南角冲了上来，李主任立即带着他们赶到东南角守住枪眼，一枪不发等敌人冲到眼前。
李主任一声喊:“打！”几十支短枪便一齐开火，敌人被打得扔下几十条死尸，连滚带爬地退下去了。
东南角刚打退，敌人又从西北角攻上来，那几十支短枪就连忙赶到西北角上……就是这样像抢险堵口似的打了一天。
黄昏，人也乏了，子弹也少了。但敌人像铁桶似地围在外面，在暮色沉沉的远处，一队队的敌骑在穿梭似地奔跑，看来敌人正在重新部署，似乎要在天黑以前来一次总攻。
暮色渐浓，正当危急的时候，一条山南面忽然爆发了激烈的战斗。一支红军队伍杀了过来，援军上来了，敌人四处奔逃。
李天焕亲率全体同志打了出去，伙夫拿着扁担，宣传员拿着石头，到处捕捉俘虏。
军政治部和援军会师了，指挥援军杀来的正是师长熊厚发。
这个年轻的指挥员经过连日血战，一身灰军装上已沾满了烟硝和尘土，满脸污垢，只有两只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还像过去一样精神。
他一见到李天焕，就摇起他的手来说:“主任啊，这一天可把我急坏了。”
李天焕说:“我知道你们一定会来的。”
渡河以来，红三十军虽然节节胜利，但是整整一夜军长和政委都没有睡好，有很多问题在困扰着他们:
北进宁夏的计划应该放弃，可是为什么东进陕北与延安会合的计划又撤销了呢？
“五马”主力十三个旅在我们周围，胡宗南的一个补充旅随时都可赶到，我军面对着占压倒优势的敌人，在这片地瘠民困、没有群众基础的狭小地区，能够长久地呆下去吗？
部队暂时还有饭吃，但未来怎么办呢？天气已经冷了，全军还穿着过草地时发的一身单衣，冬装哪里来呢？……
正当军领导对这些问题百思不解的时候，上级又来了命令:全军向甘北挺进，打下凉、甘二州建立根据地。
于是红三十军为右路军，九军为左路军，五军和总直属队跟进，全军向甘北进发了。
我们当时直在心里嘀咕:这向甘北前进，西路军与河东的部队已背道而驰，没有退路了。
如果说11月3日的电报前，延安及红四方面军都意识到了两支部队被分割的危险，所以曾有让河西部队东撤的打算，那么如果实施，两支部队合力夹击胡部，打开隔断应该不会有大的意外。
但当时我们都盲目乐观，虽然认识到继续西进有被分割的危险，但还是低估了西进的困难，主要是对马家军的战力估计不足。
我们后来在延安讨论这些事时，注意到了，延安的电报是谨慎的，在同意西进的同时，提示陈徐要留部队扼守一条山、五佛寺。
电报的用意很明显，如果西进不成，可原路返回。
可两天后（11月5日）张国焘的电报却是冒进的，他指令河西部队，以消灭马步芳部为主要任务，独立开创一个新局面。
他让西路军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这才使河西部队第二天向延安提出《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准备放弃一条山、五佛寺渡河点，向大靖、平番、古浪、凉州前进。
西路军过河初期在指挥上是比较混乱的，因为同时接受延安和红四方面军两个上级指示，但由于主要干部和部队都是四方面军的，所以，对张国焘指挥的执行力，明显更高。
张国焘在发动宁夏战役的大方向上虽然一致，但内心里仍然希望独立行动，不与红一方面军合并。
这可从他放弃海打战役，放弃东撤渡口，都可以看出有这种思想在作祟。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注1张浩（1897-1942）男，汉族，湖北省黄冈县人，中共党员。张浩192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赴莫斯科留学，1925年5月回国参与中共上海地委工作。1926年12月任中共汉口市委书记。1928年4月受命去长沙重建湖南省委。1929年1月调任中共上海沪西区委书记，全国海员工会特派员。1930年4月起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兼工委书记、满洲省委代书记。同年11月在沈阳被捕。1932年1月经组织营救出狱，后任全国总工会常委、全国海员工会中共党团书记。1933年至1935年10月任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5年7月出席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结束即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会议精神和八一宣言内容，并带回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系的电台密码。在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斗争中做了重要工作。全国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129师政委。1942年3月6日因病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