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09章百团大战④

    平西军分区以主力的适时机动和广泛的游击战对付敌之“扫荡”。经过一周余的作战，不断给敌袭扰打击，使其相当疲劳。

    日军各路虽深入根据地，但并未摸清军分区主力部队的动向。

    至11月21日，在敌包围圈进一步缩小时，平西军分区主力由三坡地区跳出合围圈，向西南转移，在蓬头与敌进行遭遇战后，转移到板城以东野孤、大台之线。

    日军进到三坡地区后，大肆烧杀，大量粮食被抢走。从23日起，日军开始分途撤退。

    到10月底，主力退出平西，但仍留2000人以上兵力在平西抗日根据地内修筑据点、公路，仅在昌平、宛平地区就增加据点14处，控制了东斋堂、杜家庄等村庄。

    平西抗日根据地开始出现退缩、减小现象。

    1940年10月19日，八路军总部指示:进攻平西、太行区之敌均可能转而进攻北岳区，晋察冀边区应立即准备粉碎敌之“扫荡”的作战，党政军民应切实配合，进行深入的战斗动员，主力应集结适当位置，准备坚决消灭一两路进犯之敌。

    并指示第129、第120师积极配合作战。

    1940年11月9日，日军第110师等部及伪军共14万余人，首先重点“扫荡”第1军分区所属地区。

    易县、大龙华、王安镇、涞源、插箭岭之线日伪军由北向南，保定、满城日伪军由东向西，相互策应，企图压迫军分区部队于狭小地区，进行决战。

    1940年11月10日，晋察冀军区下达反“扫荡”的作战方针和部署。

    12日，针对日军大肆烧杀与破坏的行动，又指示:主力在不妨碍机动原则下仍可分散一部（不超过1/3的兵力）坚决打击敌之烧杀企图。

    1940年11月9日，由涞源、易县、保定出动之敌6000余人，连续合击管头、银坊、黄土岭和神北等地。

    12日，敌合击扑空，即在当地烧杀后分路撤退。此时第1军分区集结第1、第25团，乘机进行截击。

    敌一路800余人，14日由吴家庄向苑岗撤退中遭到截击，死伤一部，该敌在飞机掩护下突出重围，向管头退去，途中再遭第20团截击，伤亡甚大，逃回满城。

    1940年11月13日，完县、唐县等地日伪军出动2700余人，向第3军分区所属地区进犯。

    11月14日，定襄、东冶、五台日伪军约2600人分两路向阜平及其西南地区迫进。日军东西两线策应，合击阜平以北的台峪。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及第3、第5军分区指挥机关和第2、第3、第6团等部队在敌合围圈即将形成之前转移外线。

    16日，日军合击台峪、张家峪地区。未能转移出去的游击军艰苦奋战，司令员王溥、政治部副主任郝玉明牺牲，部队伤亡100余人。

    1940年11月18日，合击台峪之敌从王快进占旱平城。

    21日，由大营经神堂堡、吴王口之敌，和由五台经台怀、石咀、龙泉关、下关之敌，也会合于阜平城。

    日军占阜平后，由阜平中心区向外，由周围各据点向内，对第3军分区所属地区连续合击，反复“扫荡”，残酷烧杀破坏。

    1940年11月21日夜，第2团选派30余人袭入党城，以手榴弹袭击日军宿舍，日军惊慌失措，枪炮射击彻夜未停。

    26日，第1军分区便衣4名潜入保定，以手榴弹袭击日军正在举行会议的剧场，引起日军惊恐。侵入根据地之敌于25日分路撤退。

    至1940年12月3日，日军大部退出北岳区，但在阜平、王快、党城、曲阳之线，留驻1000余人，继续建点修路，企图久踞。

    为迫退深入阜平之敌，拔除敌占据点，彻底粉碎日伪“扫荡”，12月9日，晋察冀军区组织第2、第3、第4、第6团进行阜（平）王（快）战役。

    1940年12月14日21时，第6团向东庄之敌发起猛攻，第1营攻克东庄北山堡垒3个，冲入村内，日军反扑夺回堡垒，毙伤日军170余人。

    第4团向阜平之敌展开攻击，第2团、游击军一度攻入党城和灵山。21日王快之敌130余人押送100余驮子军需品，行至王林口被全歼。

    1940年12月26日，平汉路宣村地区伏击战，炸毁日军列车及所载汽车14辆，重炮3门。

    27日，由阜平东庄北犯之敌1200余人，在罗峪、土门遭袭击，死伤140余人。

    留驻之日军被迫于1941年元旦起先后从阜平、东庄、王快撤退。到1月4日，持续55天的反“扫荡”基本结束，晋察冀军区共毙伤日伪军2000余人，自身伤亡1382人。

    1940年10月25日至11月上旬，日军独立混成第16旅等部约4000人，“扫荡”晋西北第8军分区和第3军分区米峪、娄烦一带，遭到当地军民打击。

    12月中旬，日军抽调驻晋南的第37师、驻晋东南的第41师各一部，配合驻晋西北的独立混成第3、第9、第16旅及第26师各一部共2万余人，准备全面“扫荡”晋西北。

    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结束后，第120师预料日军必来报复，积极准备反“扫荡”。

    10月30日，该师奉命组建晋西北军区，11月7日在兴县李家湾举行了军区成立大会。晋西北军区辖直属军分区及第2、第3、第4、第8、雁北等6个军分区。

    1940年12月14日起，日军各路相继开始对晋西北地区进行全面“扫荡”。

    敌5000余人从太汾、汾离公路据点出动，北犯第8军分区米峪镇地区；敌4000余人从离石、柳林出动，进犯临县地区；敌6000余人19日从岚县、奇岚等据点出动，进攻兴县和保德以南地区。

    至12月23日，日军侵占了晋西北除保德、河曲两县以外的全部县城、大部集镇和黄河渡口，开始有计划地实行“三光”政策。

    日军和汉奸伪装八路军，诱杀群众；派出基干支队分进合击，反复“扫荡”，寻歼党政军领导机关；重点破坏八路军后方机关和设施。

    据不完全统计，此次“扫荡”中，群众被惨杀者达5000余人，仅兴县地区被抢、被烧的粮食即达15万斤，仅第4军分区被抢、被杀牲畜即达5000余头，被烧毁的房屋、窑洞达19万多间。

    晋西北军区部队在反“扫荡”初期，主要以部分兵力配合地方部队和游击队，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袭扰、钳制进攻之敌，破袭敌之交通运输，掩护群众转移。

    主力部队避开敌之锋芒，转到外线，寻机袭击日军。

    第4军分区部队先后袭击了方山、峪口、信义等据点，并多次袭击临县和安叶村。

    师属教导团等部曾袭入兴县东关，又在兴县以南伏击敌“清剿”部队。第358旅和工卫旅，分别对“扫荡”米峪镇之敌进行多次袭击和阻击。

    独1旅和决死第4纵队，在大武以北不断袭击敌据点，破坏公路，断敌交通。

    为粉碎日军企图，12月27日，晋西北军区指示各分区动员一切力量，打破日军修路筑点计划；命令第358旅负责打击岚县至大蛇头、普明至赤坚岭修路之敌，独1旅负责破击大武至临县公路，决死第4纵队破击大武至方山公路。

    据此，独1旅第2团组织群众2000余人2次破击大武、三交间公路，使临县之敌不得不绕道方山与离石联系；离石游击队带领群众两次破击离石、军渡间公路，毁公路30余里；第2、第35团各一部，连续袭击汾阳至柳林公路线上的信义、上白霜、张家山等据点。

    在内线坚持的各团抽调干部组成便衣工作团与地方工作团一起，破坏敌新建据点周围的“维持会”。

    第715团一部与临县游击队一起袭入临县县城，捕捉了南关“维持会”代表。

    决死第2纵队第4团深入到晋中平川，在下曲镇诱伏文水之敌，歼日伪军100余人；工卫旅在太汾公路连续进行了破击战。

    独2旅第714团、暂1师第36团和雁北支队各一部，曾袭入神池、阳方口等据点，并3次袭入义井镇；第714团在朔县利民堡西南解家岭击溃了企图伏击该团的日伪军并歼其一部。

    第358旅第716团奉命由娄烦以西出发，赶到兴县界河口附近，与在第7团相配合，打击“扫荡”之敌与袭击驻止之敌，使敌下敢出扰。

    从1941年1月2日起，日伪军开始分途撤退，到1月24日全部退回原据点。晋西北军区冬季反“扫荡”，历时40天，歼敌2500余人，破坏公路125公里，桥梁23座，在战役中被敌侵占的所有城镇全部收复百团大战历时108天，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击毙击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日军投诚47人，伪军反正1845人；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0多公里，炸毁桥梁、隧洞和火车站260多处，摧毁大量敌碉堡和据点；缴获各种炮53门，各种枪5900余支和一批军用物资。

    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敌华北方面军的“囚笼政策”，对日军震动极大。

    经过这一战役，日军内部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总结经验教训，对情报机构进行了空前的改革和加强，进一步明确了在华北作战以中共军队为重点的指导思想。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把此役称为挖心战，每年8月20日，作为挖心战纪念日。

    百团大战推迟了日本的南进步伐，但由于战役规模和持续时间，都超过了部队和根据地补给能力的限度，部队消耗过大，在日军报复“扫荡”时，已相当疲劳，因此对日军打击不力，使根据地遭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加重了以后的困难。

    在有些地区，如太岳、平西抗日根据地，开始出现缩小现象。

    正因如此，中共党内关于应否发动百团大战发生争议。在华北座谈会上，百团大战问题被提出讨论，并受到尖锐指责。

    百团大战以华北的胜利影响全国战局，制止国民党内存在的妥协危机；同时百团大战的发动加强国民党团结的目的。

    百团大战在华北予日军以重大打击，直接减轻了日军对国民党战场的压力，使日本企图利用德、意胜利的形势加大对国民党军事压力，以彻底解决“中国事变”的方针落空；在政治上，打破了国民党散布的“八路军游而不击”、“专打友军”的谣言。

    “百团大战是一个主动的进攻战役，使日军在华北的主要铁路、公路受到广泛破坏，井陉煤矿被彻底破坏，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治安肃正、以战养战等阴谋计划。敌华北方面军在其作战记录中也承认: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聂荣臻答《抗敌报》记者问）“百团大战是具有全国性的战略意义的伟大战役，它加强了同胞的胜利信心，促进了全国的团结，使敌人困难实现其威胁利诱之阴谋。“（朱德）“百团大战使敌人大为震动，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多田骏因其“囚笼政策”之破产而滚蛋，继任者为冈村宁次，提出“治安强化运动”的方针，取消战争初期“剿共灭党”的口号，改为致力于剿共。”叶剑英《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概况（一九四四年八月三日）》）“百团大战给予日军以很大的震荡，使日军重新考虑了问题，提出了治安强化运动的方针，取消了剿共灭党的口号，而致力于剿共。”（邓小平《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这次战役大大提高了华北人民群众敌后抗日的胜利信心，对日寇当时的诱降政策以及东方慕尼黑阴谋以很大打击，给蒋管区人民以很大兴奋。此役也给了投降派又一次打击，提高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声威，打击了国民党制造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彭德怀）“经过长时间的筹划，朱德和彭德怀在1940年8月初发布最后命令，对日军展开百团大战。……整个华北地区，从晋北山区到东海岸，从南面的黄河到北面的长城，都成了战场，战斗日以继夜，一连厮杀了五个月。一百团人打击了日军的整个经济、交通线和封锁网，战斗是炽烈而无情的。日军所有的煤矿、电厂、铁路、桥梁、公路、车辆和电讯都遭到破坏。”（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查顽敌陆续增兵，企图扫荡华北，截断我西北之国际交通，兄等抽调劲旅，事以迎头痛击，粉碎其阴谋毒计，至深佩慰”“贵部发动百团大战，不惟予敌寇以致命打击，且与友军以精神上之鼓舞。”（卫立煌1940年8月26日、28日致电朱德）“华北我军出击之日，正是敌机一百七十架狂炸我陪都，市区大火、精华悉付一炬之时。……敌机之继续不断地向我陪都猛烈施行轰炸，主要的目标乃在使我大后方造成恐怖的空气，动摇人心，沮丧士气，藉以配合政治上的进攻，打击我抗战意志，华北胜利粉碎了敌寇这种政治阴谋，坚定了全国抗战意志，而使一般动摇妥协分子无从得逞。”（《力报》1940年9月12日）“宜昌战后三个月，各线无大战事，战况的沉闷在日军方面照例是整理补充，以备下一次攻势，在我们方面，也是在观望日军的动向，针对日军的企图，以从事新的部署，就在这夹缝中间，传来了北方的捷音。”（《大公报》1940年9月5日）“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我军参加兵力最多、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战果最丰富的一次战役。”（人民网）百团大战打出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的声威，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以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污蔑。

    从战争全局看，百团大战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它牵制了日军的兵力，推迟了日军“南进”的时间，并对支持正面战场作战，遏制妥协投降暗流，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