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91章日本的战略转变
封天宇率豹子突击队从广州出发，第二次护送黄金和物资去延安。
和第一次一样，他们将黄金和物资统统转移至武汉，然后再从武汉组成马队走黄金通道至黄河渡口。
这次的黄金和物资都比较多，所以马匹增至三十五六骑。
这次的胡杏儿扮成林鑫儿先到武汉。到了武汉就返回本相。
因为一路上并没发现可疑人。也许军统的蓝妮和邦杰认为林鑫儿不会与日本人和共党勾结，故而解除了对林鑫儿的监视吧！
所以这次是封天宇和胡杏儿带领着豹子突击队踏上的黄金通道。
武汉沦陷后，除了湖南、江西的部分地区，湘北、赣北、鄂北都可见到日本军人的影子。豫西也成为抗日的前沿。
中日两国军队在豫西、鄂北摆下战场，双方都虎视眈眈，大战一触即发。
临出发前，何翠姑代表南方工委找封天宇和胡杏儿谈话，告诉他们现在整条黄金通道上都不平静，必须紧紧依靠地下党组织，依靠人民群众。
她告诉了他们到了武汉后与武汉地下党接头的暗号与地点。
他们一行十几人从广州出发，化装成各行各业的人，有商人、医生、教员和旅行者等。
封天宇和乔立成化装成江湖中人，乔立成粘上长髯，扮成一位五十多岁的道士，手捏拂尘，飘飘欲仙。
封天宇就是随从，他背着长剑，一身的紧打扮；看上去精神抖擞，气度不凡。
向小飞、金水、蓝求美、史火兴等人则打扮成商人和医生。
胡杏儿的扮相是林鑫儿，她带了一个叫柳叶的姑娘，这是她母亲何翠姑为她挑选的一个帮手。
胡杏儿（林鑫儿）换了跟班，作为保和堂的总裁，此举显然无可厚非。况且这个小柳叶更加年青，清纯可爱。
为了障人眼目，何翠姑安排封天宇先一天出发北上，胡杏儿晚一天。当时虽然不像现在这样，通讯联络可用手机。但封天宇和胡杏儿不难，他们可以用“地心传话”。
所以，封天宇和胡杏儿的情况，双方都非常清楚、明白！
封天宇到了武汉，首先与武汉地下党的同志取得了联系。
无巧不成书，负责接待他们的正是十年前的那位大姐姐，她现在是鄂东南的特委书记兼游击纵队的政委。她化名叫郝梅。
封天宇见到这位大姐姐，自然就想起那位队长大哥哥，问郝梅，当年那位大哥现在在哪里？
郝梅见问，脸色一寒，声音涩涩地说:“你是说卢胜同志，他牺牲了，在反围剿斗争中牺牲的，已经有五六年了。”
当年封天宇与他们见面，过封锁线的时候，那情景还历历在目。而且，据他观察，当年卢胜和这个郝梅应该是一对情侣。
他替郝梅感到难过，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
郝梅平静地说:“没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已经习惯了！”
像当年护送“一苏大”代表一样，他们在这条黄金通道上也是分段负责。郝梅及鄂东南抗日游击纵队负责从武汉到西涧口这一段。
这一段是日占区。为了实现下一个战略目标，日军华中派遣军调集第一军重兵布置在武汉周边地区，目标肯定是西进或南下。
1938年11月，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制订了《陆军作战指导纲要》，确定作战的基本方针为“确保占领地区，促使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态势，扑灭残余的抗日势力”。
具体指导如下:（1）华北方面，要专心确保占据地区并使之安定，特别要首先恢复河北省北部、山东省、山西省北部及蒙疆等重要地区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按需要可在占据地区内，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作战。
（2）华中方面，一方面要确保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占据地区的安定，特别要首先迅速恢复上海、南京、杭州间地区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另一方面，配置在武汉地区的作战军，要以武汉三镇及九江为根据地，协同海军确保从岳州下游扬子江的交通。大概以安庆、信阳、岳州、南昌等地区为作战地区，粉碎中国军队的抗战企图。
（3）华南方面，以切断中国的补给为目的，配置最低限度的兵力，以广州、虎门为根据地。大概以惠州、从化、清远、北江、西江间为作战地区，粉碎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图。
1938年12月6日，日军大本营又在《昭和十三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办法》中详细规定:
（1）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而占领地区划分为以确保治安为主的治安地区与以消灭抗日势力为主的作战地区。
（2）治安地区大体包括从包头连接黄河下游、新黄河、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地区，特别是太原平原、山东胶济沿线地区、京沪杭三角地带。
（3）上述以外的占领区则为作战地区，在武汉及广州各配置一支新部队，从而成为在政治和战略上压制抗日势力的根据地，中国军队集中兵力来攻击则及时予以反击，消耗其战斗力，但力戒扩大缺乏准备的战线，进行小接触。为此，根据敌我形势而配备的兵力，要控制在最小限度内。
根据日军大本营的上述战略指导，可以发现，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因战线拉得过长，导致机动兵力匮乏，已自动停止进一步的大规模战略进攻，而使用主要力量扫荡沦陷区内的游击队，巩固占领区域，尤其是华北地区吸引了将近侵华日军总数一半的力量，以对付八路军及其他敌后游击队。
在武汉地区留下第1军，作为唯一的野战机动兵团，对付中国的第5、第9战区部队，以局部的战术攻势，达成战略守势上的有利地位，对中国野战军主力实行反消耗战。
为了尽早使中国屈服，日本开始采用各种间接手段瓦解中国政府抗战的信心和力量:
在政治上扶植傀儡政府，不断对国民政府进行诱降；在经济上掠夺中国的资源，实行以战养战；在外交上，则对英法等国施加压力，阻止它们在物质上支持中国，同时加强对中国海岸线的全面封锁，以求窒息中国，在持久战中拖垮中国。
日本的战略转变，确实是因为日本国小的缘故。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还是在1937年，8月20日清晨5点，武汉首次鸣响防空警报，次日，日本战机开始轰炸武汉。
1938年10月25日当晚10点，侵华日军先头部队进入汉口城区，武汉沦陷。
回顾历史，从七七卢沟桥事件之后，抗战也就全面爆发。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日本就几乎占领了我国半壁江山。
但势如破竹的日军在武汉会战之后，就慢慢开始疲软，中日两方陷入了僵持阶段。
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至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为中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
日军挟其战争利器，赢得了每一次中日军队会战的成功，占领了它企图占领的城市。
但是，令日军大本营惶恐的是，日军虽在战争中节节胜利，却无法达成其战争目的，即决定性地毁灭中国军队的抵抗能力，迫使中国政府崩溃或屈服。
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日本愈发意识到结束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由于兵力不足，日军即使在占领区，也不过控制点线而已。
八路军、新四军已在徐州、武汉会战期间成长壮大起来，迫使日军将主要精力转入沦陷区，使之不得不在正面战线上停止全面的、大规模的战略进攻。
战争已不可避免地趋于持久化，这一直是中国所期待出现的局面。
早在1938年5月，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已预见到武汉失守将迎来漫长的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
1938年11月，蒋介石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确认，中国的守势时期已告结束，已进入积蓄力量、准备反攻的阶段。
日军无法速战速决，这意味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持久消耗战略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中国方面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截至广州、武汉失守，中国沿江、沿海各工商业中心城市尽被日军占领。
至1939年年初，沦陷区的面积占全国领土的23，而且这些地区均属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达地区。
国民政府已退至离海岸线遥远的西南、西北的内地省份。陕西、甘肃、宁夏、四川、广西、云南、贵州、新疆等边陲和内地省份成为支撑中国抗战的后方基地。
这些省份虽然疆土辽阔，但是，除四川盆地有较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外，其余省区都是中国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区。
中国还丧失了91的关税、97的机器制造工业、75的面粉工业、75的纺织工业。
国民政府丧失了大量土地、人口，财政收入锐减，而且中国沿海、沿江地区的现代工业也被日军摧毁殆尽，抗战着的中国几乎完全倒退到农业时代去了。
1938年底形成的这一对峙格局维持了很长时间。其后虽不断有局部性的变化，但到1944年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作战时，才发生重大的改变。
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应对新的战争形势，在南岳、西安、武功等地召开军事会议，目的在于总结从抗战全面爆发至武汉、岳阳失守时期的得失教训，确定以后的战略方针与军事部署。
其中以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最为重要。
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军事委员会在湖南的南岳衡山举行军事会议，蒋介石及第3、第9战区将领200多人参加了会议。
蒋介石在会议开幕时，首先对抗战时期的划分作了说明。
在此之前，根据国民政府的官方说法，将“开战到南京失陷为第一时期，鲁南会战到徐州撤退为第二时期，保卫武汉为第三期”。
蒋介石认为这种划分已不恰当，指出应以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岳阳失守为抗战的第一时期，其后则为抗战的第二时期。
在第一时期中，中国处于守势防御；进入第二时期后，日军力量已涉极限，因而中国开始步入转守为攻，转败为胜阶段。
对于中日军队在战争中的优劣之处，蒋介石作了评判。
他认为日军具有如下特点，即勇往直前，誓死达成任务；忍苦耐劳与中国军队相似；贯彻命令的精神与习惯；忠群爱国形成的认同感；擅长搜索情报；战斗纪律极严等。
并指出国民党军队有12大耻辱，主要是阵亡官兵暴尸战场；伤病员无处收容；不能防止士兵逃亡；军行所至民众逃避；谎报军情；逃避责任；不能贯彻命令，等等。
蒋介石还对武汉失守前最高统帅部战略指导的正确性进行了辩护，表示统帅部的战略是避免在华北与日军决战，而要将日军引诱到长江流域来，从而以空间换取时间，完成了持久作战的各项准备。
不过，对于日军从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困守南京的失败、马当要塞的失守与日军从大鹏湾登陆等挫折，蒋介石自称为“统帅职责所在，实在不能辞其责”。
南岳军事会议最大目的是整理与整训军队，在军事方面改革甚多，对武汉失守后军事委员会的战略指导也有重大影响。
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视沦陷区，力求加强对日军后方的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将日军局促于点线，防止日军实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企图。
为此，军事委员会设立了战地党政委员会，并日益重视敌后游击战，从而在敌后设立了冀察、苏鲁战区，将一部分正规军输送至敌后从事游击战。
二是准备在正面战场上不断发动有限度的攻势与反击。以策应敌后游击战，转变不利态势。
因而在1939年正面战场有过两次规模较大的反攻，即春季攻势和冬季攻势。
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日军大本营将国民政府视为一个地方政权。
1938年11月作了如下形势判断，即国民政府“既已丧失中原，逃窜内地，失去主要水陆交通线及丰富资源和居民之大半，则我方若适时采取措施，加速其内部崩溃过程，至少使之成为一个地方政权当非难事。故从战略上看，可以这样说:帝国已经摧垮了抗日的中国政权。下一阶段为实行政略进攻，以抵于成”。
所谓政略进攻，就是施展谋略手腕从内部瓦解中国抗日阵营，扶植日军卵翼下的傀儡政权。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声明中提出:“如果国民政府放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这种说法改变了同年1月16日近卫内阁傲慢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强硬政策，公开诱惑国民政府中的亲日派及对抗战失去信心的动摇分子。
12月22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宣称“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系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
它要求中国政府放弃抗日举动，承认伪满洲国，同意日本在中国特定地区驻兵，在华北和内蒙地区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向日本提供方便。
日本政府在声明中还伪善地宣称，如果中国政府答应日本所提条件，日本不仅尊重中国主权，而且愿意考虑归还租界和撤销治外法权。
日本的政治谋略和诱降政策并未动摇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抗日意志，只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等人甘做汉奸，脱离了抗战阵营。
在军事上，日军开始不得不转入战略持久态势，以适应长期战争的状态。大概以惠州、从化、清远、北江、西江间为作战地区，粉碎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图。
1938年12月6日，日军大本营又在《昭和十三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办法》中制定了更详细的规定。
根据日军大本营的上述战略指导，可以发现，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因战线拉得过长，导致机动兵力匮乏，已自动停止进一步的大规模战略进攻，而使用主要力量扫荡沦陷区内的游击队，巩固占领区域。
尤其是华北地区吸引了将近侵华日军总数一半的力量，以对付八路军及其他敌后游击队。
在武汉地区只留下第1军，作为唯一的野战机动兵团，对付中国的第5、第9战区部队，以局部的战术攻势，达成战略守势上的有利地位，对中国野战军主力实行反消耗战。
为了尽早使中国屈服，日本开始采用各种间接手段瓦解中国政府抗战的信心和力量，在政治上扶植傀儡政府，不断对国民政府进行诱降。
同时他们在经济上掠夺中国的资源，实行以战养战。
在外交上，则对英法等国施加压力，阻止它们在物质上支持中国，同时加强对中国海岸线的全面封锁，以求窒息中国，在持久战中拖垮中国。
但是日本实在是太小了，资源本来就匮乏，实际上因为它开始侵略时推进太快，所以造成自己也很吃不消。
再加上日德结盟后，美国开始对日本实施制裁，尤其是像石油这样的战略资源进行封锁，日军大本营只能优先保证海军的使用，因此日军陆军的进攻就更加乏力。
这充分证明了“论持久战”的抗日方针是正确的，小日本再跳得高，也逃不过它“小”的事实！我们慢慢来，拖也能把它拖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