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78章新四军第五支队①
新四军第五支队,是淮南地区的主力部队之一。她坚决执行党中央的东进方针,深入皖东敌后,转战淮南铁路以东、津浦铁路两侧和淮(阴)宝(应)地区,艰苦奋斗,英勇作战。
在尖锐复杂的“三角”斗争中,为创建淮南抗日根据地,保卫淮南抗日民主政权,开辟淮宝地区,策应淮北、苏北抗日反顽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五支队是在东进中诞生的一支劲旅。她的前身,是四支队的八团、挺进团和第三游击纵队。
八团原是鄂豫边区桐柏山红军游击队。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武汉宣布的命令,于1938年1月,在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
当时,这个团受长江局周恩来和叶剑英的直接指挥。3月8日,全体指战员在周骏鸣团长、林桤政委率领下,从信阳邢集出征抗日。
出发前,罗炳辉从汉口赶来,传达周恩来的指示,欢送八团开赴抗日前线,并发放经费五千元。
3月下旬,全团在皖西霍山县流波曈与7、9团汇合。支队司令高敬亭亲到八团驻地看望了八团指战员,并讲了话。
4月,三个团由支队领导戴季英、林维先率领进入皖中,在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巢县地区展开。
该年5月,徐州失守后,皖东敌后非常空虚,是我军继续东进的大好时机。周恩来在征询了戴季英的意见后,要军部命令八团首先挺进皖东。
出发前,周恩来发给经费500元,军衣1200套,军毯500条,电台一部,解决八团的生活困难和通讯联络问题。
8月,八团接到命令,立即由舒城县西汤池问皖东敌后挺进。
八团路经合(肥)六(安)公路时,正值日军沿公路向六(安)信(阳)进犯,八团利用夜暗给露宿的敌人以突然袭击,迅速越过公路,向寿县急进。
9月,八团派一营到无为老牛铺接送教导员祝世风去云岭军部领取经费和弹药。团部也于同月率2、3营越过淮南路进入肥东、巢北地区。
从此,八团即归军部直接领导、指挥。
八团进入这一地区后,在石塘桥与柘皋,先后同刘冲的东北挺进团和张凯帆、刘文华率领的巢县抗日游击大队汇合。
随后,又协助肥东、巢县、含山的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并帮助主张抗日、同情我党我军的进步人土、巢县县长马忍言(冯玉祥之侄)恢复县、区、乡政权,从而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
11月,部队到全椒大马厂、滁县曲亭地区活动,并解决冬衣问题。
9月,减员严重的东北流亡挺进团随八团行动,并归八团指挥。当部队进驻大马厂时,八团接到上级的情报,说“挺进团要叛投附近的东北军缪征流部。”遂报请上级批准,将其缴械,留下的人员分别编入八团。
东北流亡抗日挺进团,原称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是在周恩来的关怀指导下,由在上海抗战中失散的东北军官兵八九十人组成的一支抗日队伍。
1938年2月,周恩来根据他们迫切要求抗日和“打回东北老家去”的愿望,介绍他们从武汉到七里坪,归四支队领导。
3月下旬,他们进抵霍山县流波曈,支队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他们的要求,派他们去皖东活动,自筹粮饷,自行发展。
4一一5月间,挺进队经庐江过淮南路进到巢县柘皋一带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6月与“巢抗”合编。不久又收编了刘子清的土杂武装。
7月,支队部决定将挺进队改名为“东北抗日流亡挺进纵队”,并派高志荣、时生、文明地、周明人等人到挺进纵队工作。
当时纵队司令是韦郁州,政委是刘冲,政治部主任高志荣,下辖三个大队。原挺进队为一大队,“巢抗”为二大队,刘子清部为三大队。
这支部队在皖东的全椒、巢县、含山、肥东等地,积极打击敌伪、土匪和反动武装,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一度发展至近两千人的武装。他们为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利益,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由于党的领导不够坚强,忽视政策纪律教育,不注意巩固部队,不采纳张桤帆、冯文华的正确意见,加之对钻进抗日队伍的投机分子刘子清缺乏警惕,因而在刘率部叛变后,部队思想混乱,大量减员。
在此情况下,冯文华大队脱离纵队单独活动,全纵队只剩下300多人。
8月改编为东北抗日挺进团。11月在大马厂被缴械。
事后发现,当时所谓的“东北抗日挺进团叛投东北军”的情报是假情报,是国民党特务搞的小伎俩,贸然行动缴了挺进团的械,显然是错误的。
12月,八团从全椒、滁县回师肥东、巢县、含山地区,先后在花家集、炯炀河和夏阁袭扰敌人,打死打伤日军十余名;在龙城,打垮葛传江700余人的土匪武装,毙伤百余人;在店埠,全歼汉奸武装200余人,生擒匪首刘孟已,缴获大洋马十四匹。
1939年春节(2月19日),在巢县东山口附近的方老人洼痛击日寇来犯人马1000余人。
我指战员不畏强敌,英勇奋战,以劣势装备击退了敌人多次进攻。
三营战士手中的长矛、大刀和手榴弹大显神威,打得敌人胆战心惊。
经过一天激烈战斗,共毙伤敌150余人,黄昏,敌人用骡马驮着几十具尸体溃退。
八团一系列的战斗行动,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削弱了地方反动势力,并缴获了一部分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我军英勇作战的行动,深受皖东人民的赞扬,使皖东迎来抗战的春天。
1938年11月,张云逸参谋长率军部特务营到江北,他先后视察了江北抗日游击纵队和第四支队战地服务团,抵达肥东梁园八团驻地。
他向团领导传达了党中央和军部关于东进的重要指示和组建第五支队的指示,并对连以上干部讲了话。
他告诉八团的领导同志,为了贯彻东进抗日战略方针,适应形势的需要,迅速开辟皖东地区,准备以八团为基础,组建新四军第五支队。
由此,张参谋长直接指挥八团的作战行动,积极筹划扩编部队,揭开组建第五支队的新篇章。
2月,八团由淮南路东侧,进抵津浦路西侧。
3月,根据张云逸的指示,将八团扩编为八团和挺进团两个团5一6月间,郭述申、罗炳辉先后到达皖东,接着以郭述申为书记,罗炳辉、周骏鸣、赵启民、方毅、林凯等为委员组成第五支队委员会。以八团团部为基础组建支队部的司、政、后机关。同时,将八团的教导大队改为第五支队教导大队。
6月下旬,叶挺军长亲自来到定远附近藕塘八团驻地,除看望部队、布置工作外,还在徐小集参加了军民联欢会,作了形势和任务的报告。
他在营以上干部会上讲话时,详细地阐述了东进的重要性和组建第五支队的意义,强调在执行统一战线过程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贯彻既联合又斗争的方针。
他针时4月份顽军第十游击纵队第一支队刘子清部公然围攻我“巢抗”部队,缴去一个连枪的“金城庙”事件,严肃批评某些领导对顽军的无理进攻,不进行还击的错误。
叶军长的讲话提高了干部对党的战略方针、统一战线政策和斗争策略的认识,对第五支队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1939年7月1日,第五支队在定远藕塘的方子集宣告正式成立,司令员罗炳辉,政治委员郭述申,副司令员周骏鸣,参谋长赵启民,副参谋长冯文华,政治部主任方毅(后张劲夫),副主任林桤(后龙潜)。
支队下辖八、十、十五三个团和一个教导大队,原八团为八团,团长周骏鸣(兼),政委陈庆先,副团长罗占云,政治处主任祝世风;挺进团为十团,团长成钓,政委徐详亨,参谋长宋文,政治处主任王善甫;第三游击纵队(不含军部特务营)为十五团,团长林英坚,政委刘景胜,参谋长谭知耕(后胡定千),政治处主任方中立。
原八团教导大队改为第五支队教导大队,大队长是张翼翔,教导员是文明地(后王敬群)。
支队进到津浦路东后,又成立了一个特务营,营长李世安,教导员程启文。
第五支队是在党中央,军首长的亲切关怀和张云逸的直接领导下组建起来的,是贯彻执行东进方针的成果。她的诞生,为继续向东发展,开辟津浦路东地区,创建淮南抗日根据地作了重要准备。
根据党中央关于“我党我军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5月,江北指挥部和苏皖省委(原皖东工委)派朱绍清、胡定千率八团二营和战地服务团一部分,跟随以方毅为书记的路东临时前委,到津浦路东进行战略侦察。
他们在盱眙、来安、六安一带侦察敌情,了解地方情况,联系地方党组织,按预定计划完成了先遣任务。
第五支队党委在听取方毅的汇报后,研究了东进的详细部署,作好了东进的准备。
7月,派八团三营为先头部队,同路东工委书记李世农和一批民运工作同志一起进八路东。
8月,罗炳辉、郭述申率八团一、二营、十五团和支队部机关相继挺进津浦路东。
10月,十团也进到津浦路东。
路东地区地处津浦路以东、高邮路以西、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当时,这个地区除来安、盱眙两个县城仍由国民党旧政权控制外,周围城市均被日军侵占。
五支队进入路东后,将这个地区划为五个区域,分兵五路,开展游击战争。
八团二营在来安、滁县,一、二营在天长、扬州,十团在盱眙、嘉山,十五团在仪征、六合,支队部和直属队在半塔集一带。
各级领导和政治机关积极宣传群众,扩大部队,进行统战工作。并配合路东工委,建立党组织,发展新党员,组织人民群众。部队则不断打击敌人,保护群众利益。
9月3日,滁县三百余日伪军,在地方反动势力的配合下,侵占来安县城,企图一举歼灭在来安地区活动的八团三营,切断我路东与路西的联系,逼迫第五支队退回路西。
为了粉碎敌人的企图,保卫路东地区,支队决定乘敌立足未稳,先发制人,围攻来安。罗炳辉亲率部队与敌激战三日,毙敌百余人,余敌逃遁。我取得收复来安城的胜利。
11月20日,日军一部和伪军王国六部共四百余人再占来安,另一部日军隐蔽在距县城十多里的百石山,妄图伏击我军。
我军出奇制胜,深夜绕过百石山,兵临城下。一部潜入城内,先歼灭日伪军一部,接着又痛击由百石山来援的敌人,日伪弃城而逃!我军再次收复来安城。
这次战斗共毙伤日少佐以下官兵二百余人。
同月,十团在嘉山公路上痛击从明光进犯的日军,歼敌数十名。
部队在积极打击日伪军的同时,还取缔各地为日军维持治安、通风报信、征粮收税的维持会,不断缩小“伪化”地区。
由此,我党我军的威望大增,路东地区出现了一片蓬蓬勃勃、欣欣向荣的抗战局面。
参加创建淮南抗日根据地第五支队成立前,八团、挺进团、第三挺进纵队等部,在皖中、皖东抗日斗争中取得很大成绩。但由于受王明右倾思想的影响,对统一战线独立自主的原则认识不足,放手发动群众不够,也没有坚决消灭反动游游杂部队。
特别是不懂得以我为主地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致使困难丛生,吃饭穿衣都成问题。
日军占领武汉后,把它的战略重点放在占领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地区,进行疯狂地围攻和“扫荡”!国民党顽固派不顾民族利益,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攻的政策,把矛头也指向我军。
1938年10月前后,国民党桂系二十一集团军和安徽省政府,就先后派遣专员赵风藻、李本一,行署主任颜仁义和桂军一个营及保安团等,到我军活动地区全椒县古河和定远等地,恢复旧政权,收编游杂武装,扶持反动势力,打击抗日军民,甚至缴我“巢抗”一个连的枪,我军的抗日行动处处受到掣肘,处境极为艰难。
1939年8月后,以张云逸为指挥的江北指挥部领导江北部队,密切协同,完成了在淮南和苏皖地区的战略展开,不利的形势开始好转。
但由于五支队进到津浦路东时,苏北的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己派其三十三师、独六旅和新收编的秦庆霖常备旅等部一万多人,伸到淮河两岸及路东天长、高邮、盱眙等地,企图和津浦路西的桂军相配合,将我军挤出皖东或消灭在皖东地区。我军的处境仍十分严峻。
在这关键时刻,刘少奇受党中央的委托来到皖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