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76章新四军深入敌后

    永城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永城抗日斗争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林欣儿帮助永城的地下党组织，完成了政权建没，抗日武装的建设之后，奉新四军军部的指示，将永城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交于当地的抗日武装。

    之后，林欣儿率游击支队来到了苏南的武进县。

    林欣儿在豫东，虽然都在与日军频繁作战，有较大的损伤。但是，由于他们的实际行动，彰显了他们的抗日形象，所以有不少青年报名参加了林欣儿的队伍。不到半年时间，队伍一下子扩大到一千五百余人。

    林欣儿率领队伍来到苏南后，积极进行创建根据地的建设。此时，苏南抗日局面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已然打开，民众的抗日热情有了明显的提高。

    新四军整编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国民党军事当局赋予的任务，于1938年4月28日派粟裕率先遣支队，前往敌后进行战略侦察。

    5月初，叶挺、项英下达命令:“深入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以牵制和分散敌人兵力，配合国军主力正面作战，在持久战中，争取最后胜利。”

    随之，陈毅率1支队于6月进入茅山一带，在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地区展开。

    张鼎丞指挥2支队于7月进入敌后，在京芜铁路和京杭国道之间的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展开。

    谭震林率3支队在1、2支队挺进苏南后，于7月进入皖南前线作战地区。

    高敬亭指挥4支队开进皖中，先后展开于舒城、庐江、巢县、无为地区。

    四个支队，就像四把尖刀插入敌后，在日军占领的最重要的扇形地区内展开，开辟了华中敌后战场。

    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改变了华中抗战的军事格局，占有了特殊的战略地位，起到了据局部而扼全局的重大战略作用。

    它的这种特殊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作用，不是表现在一时一地，而是贯穿于整个抗战的全过程。

    抗战初期，新四军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作战，特别是在徐州、武汉会战期间。

    1938年1月1日，日军在占领京、沪、杭后，派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沿津浦路南北对进，以打通津浦线连接华北华中两个战场，然后沿陇海路和长江西犯，进逼中原，攻取武汉。

    为了配合和支援正面战场作战，新四军各支队分头向日军发动了进攻。

    其先遣支队于6月15日冒雨到达南京与镇江之间的下蜀街，破坏南京至镇江的铁道，以阻京沪之敌，使日军的一列火车出轨。

    6月17日又在镇江西南的韦岗伏击日军的车队，击毁日军军车4辆，毙伤日军少佐以下20多名，缴获了一批武器和军用物资。

    这是新四军挺进江南的第一仗。这一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日热情和胜利信心，也充分显示了新四军在江南敌后抗战的巨大能力和光明前景。

    随后，1、2两支队在京沪铁路、京芜铁路、京杭国道两侧，发挥近战、夜战特长，连续对日军展开夜袭、奔袭、伏击和突袭作战，先后取得了新丰、新塘、江宁、当涂等100多次战斗的胜利。

    3支队在皖南前线的马家园毙伤日军300余人。

    4支队于5月12日在蒋家河口全歼江北日军巢县守备队后，为牵制日军西进，破坏日军补给，在安合公路两侧对日军连续作战数十次，毙伤日军1000余名，击毁军车150余辆，并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资。

    据不完全统计，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后，连续进行的战斗有280余次，毙伤日伪军3200余人，俘虏600余人，击毁军车180余辆，毁掉桥梁90余座。

    新四军在敌后进行的神出鬼没般的游击战，不仅严重地威胁了日军的指挥中心，破坏了敌人的交通补给，而且造成日军伪军心理上精神上的巨大压力和恐慌，迫使敌人不仅不能从占领区内抽调人力物力支援正面战场作战，还不得不从正面战场抽调力量到后方保护他的交通运输线和补给基地。

    日军为了维护后方治安，将南京、镇江、芜湖地区的驻防部队，由3个联队增到两个多师团，并不惜放弃宣城、溧阳县城和一些小的据点，集中兵力防守大据点。

    这就很有力地削弱了正面战场敌人，使敌人腹背受敌，首尾难顾，战略机动性受到限制，给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减轻了压力，创造了打击和歼灭敌人的机会。

    武汉会战结束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新四军独立自主地担负起了华中地区守土抗战、收复失地的重任。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后，由于兵力财力不足，基本上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对国民党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游击战争成为抗战的主要形式。

    这新的形势下，新四军按照中共中央要求的“迅速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为了便于领导和指挥，先后成立了江南1江北2两个指挥部，在广阔的华中敌后战场上，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军民与日军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1939年4月，江南指挥部陈毅命1支队6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名义东进，首战黄土塘获胜后，又于6月24日夜袭苏州西北的浒墅关车站，全歼守敌，烧毁车站，炸断铁轨，使京沪铁路3天不能通车。

    3月，该部一部分又突进上海近郊，夜袭虹桥机场，火烧了日军四架飞机，震动了整个上海和京沪沿线日军，开辟了苏常太和澄锡虞抗日根据地。

    同时，又命1支队2团一部渡江北进至扬州以东的仙女庙、大桥地区，建立了江北大桥地区阵地。

    1、2支队主力则以茅山根据地为依托，连续主动出击11次，开辟了一个以茅山为中心，西起京芜路，东至苏常太，北达长江沿岸，南抵高淳溧阳一线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在敌人心腹要地开辟了战场，为新四军坚持江南抗战，建立了人力、物力、兵源、财源基地。

    期间，新四军3支队在皖南对敌作战200余次，与日伪军数千人次5战繁昌，毙伤日军近千人，保卫了繁昌城，屏障了皖南后方徽州、屯溪重地。

    4、5支队3挺进到淮南津浦路两侧，建立了两块根据地，严重威胁津浦路上的日军。

    12月下旬，4支队与日军2000余人激战3天，毙伤日军160余人，收复了周家岗等地。

    新四军游击支队开辟了豫皖苏边区，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则进军到武汉外围，偷渡日军封锁的汉水，痛击伪92师，使新四军名扬武汉三镇。

    新四军在战略相持阶段独立自主地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收复了大片国土，扩大了敌后战场，粉碎了日军“确实掌握占领区”的战略企图，极大地打击和限制了日军在华中地区的活动范围。

    新四军在战略相持阶段所取得的胜利及其对整个中国抗战形势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连国民党军事当局也曾多次传令嘉奖。

    抗战胜利前夕，新四军率先拉开了局部反攻的序幕，并为全面反攻建立了战略基地。

    在德意法西斯面临总崩溃的前夜，日军为挽回败局，从华北、华中抽调兵力，向平汉路南段及湘桂、粤汉铁路沿线的国民党军队发动战略性进攻，以图打通从陆地与东南亚联系的大陆交通线，摧毁中国西部的中美空军基地。

    为粉碎日军的上述战略企图，新四军从敌后向日军发动攻势作战。

    攻势作战首先由新四军1师发起，连续收复宝应以南的17个日伪军据点。

    新四军乘胜于1944年3月发起车桥战役，歼灭日军460余人，伪军480余人，攻克碉堡53座。控制了淮安、宝应以东全部地区，沟通了苏中苏北根据地的联系，扩大了机动范围，从而揭开了华中敌后战场局部反攻的序幕。

    随后，新四军3师在淮海地区，4师在淮北，5师在鄂豫，6师在苏南，7师在淮南，均进行了局部反攻，并进一步向东南、华南敌后发展。

    新四军的局部反攻，共歼灭日伪军82万余名，攻克日伪据点670余处，使日军侵占华中的大部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处于解放区军民的包围之中，从而形成了对日军进行战略反攻的有利形势，为顺利进行全面反攻准备了条件。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注1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座落于前马镇水西村的光裕堂，这里原是新四军一支队、江南指挥部的司令部。纪念馆的大厅内屹立着江南指挥部指挥陈毅、副指挥粟裕的全身铜像。紫色的帷幕上，镶嵌着原新四军秘书长、中顾委委员李一氓的题词:“威震江南功在民族”，高度评价了陈、粟的光辉业绩。整个展览大厅内，以照片、实物、图表、电子模型等展品，全面、准确地反映了新四军江南部队在陈毅、张鼎臣、粟裕的率领下，深入苏南敌后，开创和发展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在展厅的两侧，分别保留着陈毅、粟裕的办公室兼卧室。粟裕同志逝世后，其夫人、子女遵照粟裕的遗愿，将其部分骨灰敬撒于展厅的天井内。纪念馆的左侧建有将帅馆，陈列了陈毅、粟裕、叶飞等76位建国后被授予少将军衔以上新四军将帅的生平事迹。一楼陈列有陈毅元帅、粟裕大将的生平业绩及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期的80余幅珍贵照片，再现了他俩光辉战斗的一生。二楼是4位上将、8位中将、62位少将的生平介绍，展品有将军们使用过的望远镜、手枪、公文包以及战利品、勋章等。出“将帅馆”，过六角亭，拾级而下，便是“碑廊”。它临池而建，黑瓦飞檐，小巧玲珑，古朴典雅。廊壁上镶嵌着镶嵌着52位新四军老战士的题词、书法作品。

    注2新四军江北部队的指挥机构。1939年5月中旬在安徽省庐江县东汤池成立。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兼任指挥，副指挥徐海东、罗炳辉，参谋长赖传珠，副参谋长杨梅生，政治部主任由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兼，副主任张劲夫。辖第4支队、第5支队、江北游击纵队、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司令部、津浦路西各县联防司令部。新四军游击支队一度也归江北指挥部指挥。江北指挥部成立后，以第4支队展开于淮南津浦路西地区，开创了以定远县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第5支队展开于淮南津浦路东地区，开辟了以来安县东北境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江北游击纵队在巢县(今巢湖市)、无为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保持与军部联系。1939年1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胡服(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抵达江北指挥部，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开创抗日根据地及坚决反对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指示，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得到迅速发展。1939年12月下旬，粉碎日伪军2000余人对皖东的首次“扫荡”，使皖东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后又多次挫败日伪军的进犯，在滁县(今滁州市)、凤阳、全椒、和县、嘉山、来安、天长、盱眙、六合、高邮等10多个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江北指挥部及所属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2师。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前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集体领导机构。1939年4月，经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批准，在即将成立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设立前敌委员会，由张云逸、罗炳辉、赖传珠、周骏鸣、林恺、戴季英、郭述申7人组成，张云逸任书记。1940年1月，改为皖东军政委员会。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活动区域设立的集体领导机构。1940年1月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前敌委员会改成皖东军政委员会，由张云逸、罗炳辉、赖传珠、周骏鸣、林恺、戴季英、郭述申7人组成，张云逸任书记。后增补郑位三为委员并任书记。领导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辖的第4支队、第5支队、江北游击纵队和皖东地区党、政工作。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改为皖东军政党委员会。

    江北游击纵队是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主力部队之一。1938年11月由新四军第4支队在皖中发展的地方武装编成。第4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兼任司令员，归第4支队指挥。1939年5月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江北游击纵队改由江北指挥部指挥。司令员孙仲德，政治委员黄岩，副司令员郑抱真，参谋长桂蓬洲，政治部主任桂蓬(黄育贤)。辖两个大队，8月又整编为3个大队。主要在淮南铁路两侧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担任与皖南军部的交通联系。1940年3月，所属3个大队扩编成新7、新8、新9团。新7团团长余龙贵，政治委员廖成美。新8团团长孙仲德(兼)。新9团团长桂蓬洲(兼)。4月在无为县照明山反顽战斗中失利，参谋长桂蓬洲牺牲，由顾士多接任。6月，谭希林任司令员，孙仲德改任政治委员，郑抱真任副司令员，王集成任政治部主任。部队整编为两个团。将第4支队第14团编入江北游击纵队，为第1团，团长张翼翔，政治委员李世焱。新7团为第2团。新8团和新9团第3营调给第4支队；新9团撤销。9月，新8团归建，改称第3团。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江北游击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2师第6旅。

    注3为扩大抗日武装力量，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1936年6月，在叶挺、张云逸、邓子恢及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前委主持下，对新四军第4支队和江北支队进行了改编。1939年7月1日，以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为基础，组建新四军第5支队，罗炳辉任支队司令员，郭述申任政委，周骏鸣任副司令员，赵启民任参谋长，方毅任政治部主任。辖第8团、第10团、第15团。周骏鸣兼第8团团长，陈庆光任政委;成钧任第10团团长，祝世凤任政委;林英坚任第15团团长，刘锦胜任政委。第5支队组建后，随即挺进津浦铁路以东，开辟了淮南路东敌后抗日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