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35章古县历险记
当时，八路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形势並不乐观，总部也要经常转移。而总部手中只一个特务团。
还是在延安的时候，华卓然就从主席那儿听到过总部古县遇险的事。
1938年2月20日，朱德和参谋长左权率领八路军总部带两部电台离开洪洞县的马牧村，准备去太行前线。
随行的除10来名总部工作人员外，只有警卫通讯营的两个连，约200人。彭德怀比朱德早一天乘车带了一部电台先去长治。
那时，山西的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侵占了太原的日军在完成对部队的整理、补充后，看到中国军队在积极活动，蒋介石还打算反攻太原，便抢先发动攻势，从北面、东面分两路向晋南大举进攻。
北路日军沿同蒲铁路南下，进展比较顺利。但八路军一一五师师直和一个主力旅正在晋西南活动，随时可以给南下日军以打击。
晋南还集结着卫立煌部等相当数量的国民党军队。
朱德在临汾时曾同卫立煌商量过对日作战的对策。卫接受朱德的建议，准备在灵石县一带利用韩信岭的险要地形，好好打一仗。
因此，对北路日军的进攻，中国军队是有所准备的。
而东路军在敌后广大地区分布很散，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力还在正太铁路一带活动，原来担负正面的国民党军队在日军进攻面前不战自溃。
所以，当东路日军在2月20日攻占长治并沿临（汾）屯（留）公路西进时，沿途并没有足以阻击他们的中国军队。这一路日军对临汾构成最大的威胁。
2月21日，朱德到达当时安泽县县城所在的岳阳镇。
他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立刻作出相应部署:命令离日军较近的友军第三军曾万钟部和第四十七军李家钰部赶到屯留附近阻击日军，命令一二九师主力迅速从正太铁路一带南下，总部暂驻安泽。
当他知道这个县的县长邓肇祥是共产党员后，很高兴，应邀向该县的政府工作人员、牺盟会和其他群众团体骨干、武装自卫队员以及个别开明士绅讲了话。
战场局势的变化很快。2月22日，日军占领屯留、长子，向八路军总部所在的安泽逼近。
晚上，毛主席从延安来电，告诉他们有一部分日军已到晋西黄河边上的离石县军渡一带，请朱总司令判断这路日军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23日凌晨，东路日军的先头部队苫米地旅团已进入良马镇，良马地处屯留和安泽两县的交界处。
朱德判断东路、北路敌军的直接目的，都是攻占临汾。
因此，他答复毛主席的询问说，北路日军的一部分进到离石军渡一带，可能是佯动，用来引诱八路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
当天深夜，毛主席即致电朱德，对日军意图作了类似的估计。他判断日军这次行动的目的，在夺取临汾、潼关，然后进攻西安、武汉。
毛主席要求朱德和阎、卫两部“在好的情形下，力图在临汾以北、以东两地区歼灭敌人，顿挫敌之进攻”。
那时，朱德身边只有200名警卫通讯战士。他所在的岳阳镇在临屯公路北面，周围都是山地，要把总部转移到安全地带是很容易的。
但是，这路日军来得太突然，临汾军民还没有思想准备。如果听任日军长驱直入，迅速攻占临汾，对局势将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
因此，朱德不但没有向山地转移，反而毅然率领他身边那些数量很少的警卫通讯部队开到临屯公路上的古县镇（今旧县镇）进行阻击，迟滞日军的西进。
2月24日，总部警卫通讯部队在古县以东的府城镇（今安泽县县城）附近同日军先头部队接触。
然而友军曾万钟、李家钰两部没有依令及时赶到。
朱德只得派左权率仅有两连人的总部警卫通讯部队和安泽县自卫队，在敌人必经的公路两侧山地，利用险要的地形布下几道阻击线。
下午两三点钟，朱德向毛泽东等通报了情况，说明“手中无兵，阻敌不易”；“总部现在古县，拟于明日向南转移”。
但到傍晚六七点钟时，曾万钟部已接近屯留，朱德命令他迅速截断屯留、良马之间的大道；李家钰部一个团也已向府城急进，准备同曾军夹击日军。
另外，闻锡山表示准备抽一个团，卫立煌也准备抽一个师，星夜来援。
这样，情况有所缓和。
因此，朱德致电彭德怀及八路军各部并报毛泽东等人，表示:准备以手中现有的两个连尽量迟滞敌军，“以待上列各部赶到而消灭此敌。总部明日仍在古县指挥”。
日军连日来一路顺风，如入无人之境，正在通往临汾的公路上大摇大摆地行进着。
可谁曾料到，前头兵踩上了地雷，又从路边的山林里射出密集的枪弹，前头部队被打倒了一堆，大队人马立刻趴在公路上，不敢轻举妄动。
待他们镇定下来，部署了向两侧山地进攻，却不见了人影。
他们继续前进，刚转过一个山弯，又遭了猛烈袭击；再组织兵力向丛林扑去，却又不见了人影。
就这样，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为数不多的八路军总部警卫部队，把3000日军缠在盘山路上，节节阻击，使敌人前进进不得，进攻攻不成。
日军眼看离临汾只有百余里路，就是不能长驱直入。
2月25日，总部警卫部队又与日军周旋了一天，战斗更趋激烈。
友军还是没有赶到，前线没有兵力补充，朱德把身边仅有的参谋和警卫人员也都派上去支援。
毛主席连连致电朱、彭（彭当时不在总部），提出御敌对策。对北路日军，除令林彪率陈光旅配合卫立煌部作战外，还提出巩固河防的部署。
但他最担心的仍是东路日军，指出:“进入府城之敌欲用间进急趋手段袭占临汾”，要求朱德设法抽调有力兵团“于临汾府城间，正面迎击顿挫该敌，否则临汾不守，有牵动大局之虞”。
他又通知在临汾的刘少奇（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北方局副书记)）、吴溉之（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负责人）做好转移的准备。
下午三时，毛主席又电告朱德:“必须使用全力歼灭府城西进之敌。但请预告阎、卫，即使该敌冲入临汾亦决不可动摇整个战局。该敌甚少，可用一部包围之，其余全军应决心在敌后打。”
此时，东路日军探知在正面阻击他们前进的竟是威名赫赫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他的少数警卫通讯部队，很是恼怒。
于是，出动十几架轰炸机，企图一举炸平朱德的驻地古县镇。
然而，日本空军飞行员把屯留西北的故县当作是安泽的古县，结果故县被炸而古县平安无事。
日军以为炸平了八路军总部，大肆在广播里、报纸上宣扬吹嘘。
下午四时，毛主席来电询问:“总部驻地之古县在何处？是否府城西之旧县镇？”
因为当时朱总司令为迷惑日军，命令总部电台实行无线电静默，故那些天里，外界完全失去朱德的消息。
就这样，一时间全国军民包括对中共和八路军友好的外国朋友都为朱德的安全担忧，纷纷向八路军驻武汉等地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社探询:朱德将军有无危险？
晚上七时，敌军攻占古县镇，朱德率总部退出镇外，转移到临屯公路以南的刘垣村，并致电彭德怀请他迅速向总部靠拢。
这时，从临汾派来了5个营援兵，布置在尧店一带。
在日军继续西进时，朱德派他身边的那两个连同尧店的友军夹击日军。
这两个连从侧面袭击日军，取得成功，还夺到两门炮和几挺机枪，但正面的友军不但没有出击，反而被日军突破了防线。
因此，这两连撤退时，无法将战利品带回。而营长刘鹏负了重伤。日军继续向临汾迫进。
27日，总部特务团第二营赶来报到。这是一支新扩建的部队，除班长以上人员外，全部是徒手新兵，每人只有一颗手榴弹。
朱德决定由这支新兵袭击日军的后续辎重部队。这些新兵“以手榴弹突然猛袭，很勇敢的一致冲入，完全获胜。计缴获步枪三支，军毡二百余床，大衣、食品甚多，文件数捆，新式通讯灯一，烟幕筒一，六五弹千余发”。
此战，又一次打击了西进日军。
但临汾还是在2月28日失陷。
日军从府城沿临屯公路到临汾，中间不过百余里路程。朱总司令以那样少的兵力迟滞敌军一个旅团达三天之久，为临汾军民的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当时在总部经历这场战斗的陆定一2在第二年撰文说:
“他（朱德）没有官架子，任何人看到他，就觉得他慈爱可亲。但是，当危难到来的时候，他就表现出革命军人的真价值。他坚如磐石，定如山岳；他忘记了自己的处境危险，他为人之所不敢为，行人之所不敢行；他不怕反潮流，而总要尽自己的力量，以挽救危局。我亲身看见，当苫米地旅团由长治进攻临汾的时候，朱副司令长官（朱德于1939年3月就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只带了两个连，在良马、府城一带与敌不期遭遇。那时，他为了争取时间，使当时山西省会临汾数十万军民安全转移，亲率了仅有的两个连与敌人打了三天之久。”
接着，朱德又指挥部队向敌后的东北方向转进，打破了日军打算将中国军队逼到黄河边上加以歼灭的企图。
对于这一段经历，朱德曾生动描述过:“他(指日军)以为可以用大的力量来压，将我们压到黄河转弯的地方，那个小角角里面去，你还往哪儿跑？不是下河吃水还干什么？这个办法倒很聪明，但是我们也聪明。那时候我们八路军已经不单是指挥自己的队伍，同时也指挥着一部分国军。我们就全部向东北打出来，让你去打向黄河边上。结果他打到了黄河边上，朝四处望望，一个人也看不见。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已经失败了。”
“同时他也不能过河，是相当的困难，因为我们整个的队伍在敌人的后方，他不敢过河，他只有退回来。”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注1左权（1905-1942）男，汉族，湖南省醴陵县人，中共党员。左权1924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赴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后到中央苏区工作，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1分校教育长、新12军军长、红5军团15军军长兼政委、中革军委一局局长、红1军团参谋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并参与指挥强渡大渡河、攻打腊子口，以及直罗镇、东征等著名战役战斗。1936年5月，任红1军团代理军团长。全国抗战爆发后，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粉碎日军多次残酷“扫荡”，威震敌后。1940年秋，协助彭德怀指挥著名的百团大战。1941年11月指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进行黄崖洞保卫战，经8昼夜激战，以较小的代价歼敌千余人，被中央军委称为“‘反扫荡’的模范战斗”。从1939年至1941年，他撰写了《论坚持华北抗战》等文章，总结敌后抗战经验。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25日，他在山西省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突围转移时，在十字岭战斗中壮烈殉国，时年37岁。
注2陆定一（1906~1996），江苏无锡人。中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战线的卓越领导人。1926年毕业于交通部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电机工程科。1934年10月参加长征。遵义会议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主编《红星》报。红军到达陕北后，参加了东征、西征，后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八路军前方总部野战政治部副主任，领导《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工作。1942年4月，负责编辑《解放日报》的《学习》副刊，同年8月，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1956年在中共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分别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9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62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65年，兼任文化部部长。长期负责党的宣传文教工作，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建设和发展党的宣传文化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文化大革命“中，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受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严重迫害。1979年恢复工作后，曾任中宣部顾问，增补为中共十一大中央委员，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均被选为中顾委常委，还担任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和西安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