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51章蒋介石其人
蒋介石是西安事变的人质，同时也是事变的核心人物，他的态度对事变的解决起着决定性作用。
西安事变的顺利解决具有历史必然性，当时民族意识普遍觉醒，且大部分民众将救国的希冀寄托在以蒋为核心的南京政府上，因而希望维护现存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西安事变得以和解的重要原因。
1936年，杨虎城与张学良为逼迫蒋介石一致对外、共同抗日而发起西安事变。
这一事变成为“从兄弟操戈到共同御辱”的转折点，在我国抗日历程中产生着重要影响。
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拒食两天，表示绝不口头应允任何事情，更不会签署任何文件。
然而在12月16日蒋面见宋美龄、宋子文后，态度大为缓和，同意宋氏兄妹代其与张、杨谈判。
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实为自保，他们不愿在内战中自我消耗。
为此，张、杨孤注一掷，以软禁的方式扣押蒋介石从而逼迫其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
甲、停止剿共;乙、抗日;丙、容纳抗日分子，重组国民党。
蒋介石虽是西安事变的人质，但他本人的态度却对事件的发展态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
因此，张、杨之所以能够得到蒋的口头应允，是因为这些条件与蒋的初衷并不相悖。
事实上，蒋同当时四万万民众一样，亦有一颗抗日之心，这是他能接受谈判条件的根源所在。
这是因为蒋介石是个民族主义者。
首先，抗日心初具。
1927年9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携夫人访问日本。
11月5日会见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蒋谈到:“中国革命军以后必将继续北伐，完成革命统一之使命，希望日本政府不加干涉，且有以助之。”
田中答道:“阁下何不以南京为目标，统一南京为宗旨，何以急急北伐为”
每提及统一中国之语，田中辄为之变色。蒋即窥得日本不希望中国统一，中日之间必有一战。
其次，抗日心日益坚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曾一度主战，“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而亡”，但又意识到国弱无所恃，不能图一时之奋兴。
中日力量悬殊，这也是蒋一直“惜战”的原因，但蒋抗日的决心却没有动摇过。
1932年11月，蒋即表示，“和平有和平的限度，牺牲有牺牲的决心，到了和平绝望需要牺牲的最后关头，即当听命党国报效国家”。
9月至11月支持傅作义绥远抗战即表现其抗日之心。
1935年11月20日，日本使者表示如中国方面对华北采取压迫或镇压的办法，势必引起纠纷事件和破坏治安的行为，届时关东军和满洲国断不会坐视不理。
蒋答道，“对于破坏国家主权完整与行政统一的自治制度，绝不容许”。
1936年7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五中全会，蒋在会上表示，“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承认伪国等损害国家主权的协定，就到了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
上述一系列事件表明，蒋的抗日意愿日益明朗化，不再停留在日记里痛心疾首，备战上偷偷摸摸，宣言上畏首畏尾。
“且谓蒋公抗日，早具决心，凡在帷幄，均所熟知。”
再次，在西安事变前，蒋与张学良在是否抗日的问题上实则并无分歧，只是在时间问题与抗日和剿共的先后次序上无法达成一致。
事实上，关于联合抗日党派(尤指联合中共)和剿共的问题，亦表明了蒋介石为抗日做准备的一种考量。
蒋介石对中共的政策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剿共。长征以前，剿共目的在于消除其对南京的威胁。第五次围剿成功后，蒋的目标逐渐演变为趁机尾随中共占领地盘。
第二阶段，剿否长征后伴随着日本的入侵，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蒋考虑到中国落后，抗日必独木难支，苏联将是中国抗日的重要外援国。
联苏就需恰当解决中共问题。长征过后红军暂驻陕北一隅，人数不过三万，这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蒋寻求政治途径解决的疑虑。
第三阶段，和解。1935年底蒋通过苏联向共产党转达他并不反对共产党的存在。同时，希望苏联从中斡旋两党之关系。
从王明发表的支持建立抗日国防政府和联军的文章判断，苏联已向共产党传达了联合国民党的指示。
但随后，苏联出尔反尔，拒绝向中共施压。这一态势迫使蒋只好转向国内。
1936年1月宋子文及陈果夫等委托董建武和张子华向陕北苏区转达蒋试图解决两党关系的意图。
但当时共产党对蒋的本意并不托底，所以未果。
1936年11月，蒋明确告诉冯玉祥，“防共问题更为重要，否则不能与俄交涉矣”
不难看出，面对时局不稳、国运如丝的境遇，蒋在占尽军事优势的时候，考虑的并不是尽剿与独霸一方，而是从更为长远的角度考虑抗日问题，即为获取苏援而不断调整与共产党之关系。
西安事变得以顺利解决，不仅与蒋介石拥有抗日之心有密切关联，客观环境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蒋介石在当时的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巧踞军政大权，使得中国无他，便很难凝聚在一个旗帜下。
这种无人能替的影响力，是他获释的必然，也是西安事变能够和解的重要原因。
这一核心地位亦可以从事变发生后的各派反应得到印证。
国民党虽内部倾轧，矛盾重重，但面对是否营救蒋的问题上却从无争议，只是策略方法不同，分为主战与主和两派。
主战派以何应钦为首，并得到以黄埔系为核心的三民主义力行社的响应与支持。
主和派则以两宋、孔祥熙为首，力主以和谈的方式营救蒋，如无效再武力讨伐。
着名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既是张学良的挚友，又是其走向“西北大联合”的引路人。
但是，他并不支持张的扣蒋行动，并提出“以营救委座为第一要着，否则中国将群龙无首”。
地方实力派亦多主张释蒋，以消弭内战。
12月23日，控制冀察、平津的宋哲元和统治山东的韩复榘，针对南京16日的“讨伐令”，提出三个问题:
一是如何维持国家命脉;二是如何避免人民生灵涂炭;三是如何保护领袖安全。
李宗仁、白崇禧表示对扣蒋的行为“不敢苟同”，指责其是一种越轨行为。统治山西的阎锡山也批判张、杨是“以救国之热心，成伪国之行动”
西安事变的爆发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强烈反应。
以苏为例，12月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发表社论，批评张、杨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名为抗日，实则分裂，只能让中国更混乱，成为外国侵略的牺牲品。
事变期间，英、美、法、意驻华使节也经常互相联系，商议如何施加影响，促使蒋安全获释。
面对西安事变，“拥蒋潮流”波及全国甚至国际社会。各界人士业已认识到两广和解后，在全国基本统一的前提下，唯有南京政府有力量团结各方，抵御外辱。
又只有蒋介石能粘合政府内外各派系，维持形式上的一致。这从侧面印证了蒋是拯救残局的希望所在，当时内外交困的中国依然需要蒋介石的影响和力量。
蒋介石当时“无可替代”的地位，是在他实施的一系列内外政策中奠定的。
虽然政策制定的初衷与实施效果存在差距，但是，1936年以来各方面的发展迹象让人民重新燃起了希望。
首先是军事称雄。
1928年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全国。1936年9月两广平定后，更是无人再有问鼎中原的能力。
此外，蒋加紧备军、整顿军务，加强国防。其中包括实行征兵制度，统一军令、政令;拟定国防计划和边区设置，修筑国防;强化陆军，编练一支有德国顾问整训的机械化部队;扩建空军，购买飞机，开办学校训练飞行员，建机械修理厂等;修整海军。
蒋希望倚靠嫡系军阀的势力，通过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实现其“孤注一掷”的救国之望。
其次是财政扩收。
第一，1928年6月起，发起改定新约运动，其关税自主基本实现，成为财政收入的三大来源之一。第二，整顿盐税，促进盐的跨区域流动，是国民党财政收入的第二大支柱。第三，裁撤厘金，设立统税。与民更始，有利于农村商业的开展。第四，实行币值改革。
1935年春夏，日本在华北挑衅之时，蒋介石即颇担心日本侵略势头的发展，曾急电孔祥熙做好金融币制方面的应急准备。
1935年11月4日起，南京国民政府即开始推行以白银国有、采用法币、统制外汇交易为主的币制改革。
一系列的财政税收政策，为发展国民经济、巩固国家政权，奠定了基础。
最后是精神一统。
1934年首倡新生活运动。蒋希望通过此运动使全国国民过军事化的共同一致的新生活以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
新生活运动是一次以传统儒家思想为核心，企图重建民族国家意识的尝试。
但它脱离了人们的生活实际，没有解决人们最关心的温饱问题，片面强调培养形式上的新式国民，不能成功构建南京国民政府的基层群众基础，也不能为其统治提供有力的信仰支撑。
蒋自述抗战前期为“埋头苦干”，“以和日掩护外交，以交通掩护军事，以实业掩护经济，以教育掩护国防，韬光养晦乃为国家唯一自处之要道乎。”
1935年8月胡适曾说:“蒋先生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是一个事实，因为更没有别人能和他竞争这领袖的地位”。
例如，蒋在1931年12月15日，因林森、胡汉民压力辞去本兼各职后，仍“迭接各军师长电以军费多未领到，膳食无法维持”的电报。
可见蒋依然是这一组织结构的核心。
由此，蒋介石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轴心人物，在财政、军事、外交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始终支持抗日，并在各方面为抗日战争运筹规划，虽然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尽如人意。但是不可否认，正是这些因素为西安事变最终能够和解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