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2章和平统一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华北事变，民族危亡！蒋介石以“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拒绝抵御外敌，继续镇压抗日救亡运动并命令张学良率东北军、杨虎城率第十七路军“围剿”已到达陕北的红军。

    把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这一使命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根据日本加紧侵华后中国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同时，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部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他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在杨虎城止园别墅一楼会客厅，杨虎城先后会见过共产党人王世英、王炳南、南汉宸等人。作为秘密接待处，杨虎城与中共联络人员在这里达成共同停战、一致抗日的初步意见。

    民族危亡之际，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三方确定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联系，共同为抗日做准备工作。

    1936年9月1日和17日，中共中央先后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提出“逼蒋抗日”的总方针。

    12月9日，西安城内1万余名学生举行请愿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蒋介石指令张学良实行武力镇压，张学良赶到西安灞桥劝阻学生。他为慷慨陈词的学生们的爱国热忱所感动，答应在一星期内用事实回答他们的要求。

    同日，蒋介石为了加强对张、杨的压力，宣布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

    他的这些部署，既是为了大举“剿共”，同时也是准备解决张、杨的问题。张学良在12月10日、11日又两次向蒋介石进谏，竟被蒋介石斥为“犯上作乱”。

    12月11日晚，张学良、杨虎城达成一致，决定实行兵谏。

    当晚，张学良公馆西楼灯火通明，一场严密的战略部署后，八项抗日主张也基本草拟。

    “控制西安全城，囚禁国民党要员。”是夜，杨虎城将军在新城公馆秘密部署后，张学良带领东北军重要将领来此汇合，二人共同坐镇指挥，西安事变一触即发。

    12月12日凌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第十七路军同时控制西安全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事变发生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等18位高级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通电》，说明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被迫发动事变是为了敦促蒋介石进行抗战。通电提出“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等八项抗日主张。

    扣留蒋介石后，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吾等为了中华民族抗日利益，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中共中央紧急开会商定，对张学良、杨虎城积极援助，力促实现抗日主张。

    一面于15日和19日先后两次致电南京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和具体建议。

    一面应张、杨之请求，集中红军主力南下西安附近的三原、泾阳等地，向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靠拢，准备随时迎击国民党对张、杨的“讨伐”。

    同时，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到西安和谈。

    12月17日下午，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飞抵西安。周恩来与张学良商谈了关于正确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住在张学良公馆东楼。

    周恩来经过与张学良、杨虎城分别谈话，三方面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

    12月23、24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宋子文、宋美龄与张学良、杨虎城谈判。最后达成六项条件。

    其中包括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

    12月24日晚，周恩来在高桂滋公馆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

    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局面基本形成。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国民党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

    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毛主席对于西安事变的评价:“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毛主席力促国民党建立“和平统一”的对内政策。

    西安事变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

    12月27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

    毛主席郑重宣布:“西安事变的力量使国民党结束了十年的错误政策。”“就内战来说，十年的内战，以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结束了内战，也就是抗战的开始。”

    1937年1月1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联名致电在南京的中共代表潘汉年，指出:共产党“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科、冯玉祥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

    1月2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发出《关于巩固张、杨两军与红军团结，推动时局好转的指示》，指出:“目前全局重心，在巩固张、杨两军团结于红军周围，以对抗亲日派，推动时局转向有利方面。”

    “南京亦正在争此一着，用分化与威胁手段夺取张、杨两军，以孤立红军。”

    1月5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目前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地硬一下，并把红军的声威传出去，使中央军不敢猛进（猛进时消灭其一部），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局面。”

    1月21日，毛泽东再次与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在谈判中，坚决要求蒋介石同意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的给养……

    潘汉年根据上述指示，与蒋介石、宋子文、张冲等进行了多次协商，但没有任何结果。

    在蒋介石一意孤行，用武力进逼西安时，东北军在少壮派军官的鼓动下，准备与蒋介石决一死战。

    周恩来立即向陕北和毛主席发报请示。

    1月30日，毛泽东、朱德回电指示:“和平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但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我们不能独异失去张杨。”

    2月10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这次会议最终确定了“和平统一”的对内政策。

    至此，经过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斗争，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初步形成。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久，为了使根据地广大干部、战士和群众，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有明确的认识，毛主席到红军大学作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报告并回答有关疑问。

    对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特别是好不容易抓住了蒋介石又把他放了，党内和红军内有些人想不通。

    一个学员含着泪问，为什么不能杀？蒋介石欠我们的血债太多了，他杀了我们许多同志，将他千刀万剐，也难解心头之恨。

    毛主席耐心地说:“你们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正因为我们要报仇雪恨，我们更不能感情用事。杀了蒋介石，只能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中国人打中国人，日本侵略军占领全中国岂不是更容易、更便宜了？”

    当时还有人担心，如果蒋介石不谈判，不接受张、杨的抗日主张怎么办？蒋介石心狠手毒，毫无信誉可言，放了他，他会抗日吗？

    对此，毛主席作了深刻的分析:“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内亲日派，他们唯恐我们不会杀掉蒋介石，而蒋介石又最怕死，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蒋介石会认识到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再加上宋氏兄妹的劝说，蒋介石肯定会接受张、杨二将军的抗日主张的……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驮了东西是不愿上山的，但是陕北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来对付蒋介石，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他。当然喽，要拉得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被赶上山了，蒋介石也就抗日了。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党领导人民抗战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要提防它，这就是既联合又斗争。”

    毛主席的报告既生动形象，又发人深思，解决了人们的种种疑虑，从而激发了全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积极性。

    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国共合作抗日已经是大势所趋。

    1937年3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回到延安，毛主席亲自到机场迎接。

    当大家赞扬周恩来这次西安之行胜利完成党的使命时，周恩来说:

    “我这个胜仗全靠党中央指挥英明，靠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伟大啊!”

    是啊，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毛主席高瞻远瞩，洞察一切，不为一党私仇所扰，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根本利益出发，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大智大勇，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