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5章历史性的错误
后人这样评价红四方面军:
就军队而言，红一方面军的各级指挥员比较“老”，从第一次反围剿开始配合，部队内部彼此配合很好，对上级战役战术意图领会好，部队撒得开收得拢，运动战远穿插很得心应手。
红四方面军指挥员普遍比较年轻，部队成长很快。
因为历史原因，在战士层面，班排层面，两军差别不大都非常勇敢。
但在营团师一级的指挥方面，四方面军的老指挥员不多了，新提拔的干部文化水平一般不高，战术素养还有待提高。
主要是掌握部队的能力和灵活运用战术的能力不如一方面军同行。
红四方面军战役战术方面，比较硬，搞远穿插不多，喜欢正面决战，喜欢收紧阵地，喜欢搞短穿插。
收紧阵地，打防守反击，是红四方面军老传统。无论在大别山打安徽军阀，还是在川陕根据地几次打四川军阀，都是如此。
最成功的就是大别山时代苏家铺战役，背水决战，先硬顶，然后突然反击，一举击溃，然后趁着敌人兵败如山倒，猛打猛追不给喘息机会，像李世民一样用兵。
军阀部队普遍特点都是程咬金三板斧，头三天战斗力比较强，然后就松了。
按照过去打法，先打三天，耗尽敌人斗志，然后用预备队夜间短穿插，猛烈反击，敌人全线动摇，然后全线出击，一举打垮敌人。
趁着敌人兵败如山倒，连续战斗，尽力扩大战果。
百丈关战役的立意也是如此。
百丈关战斗打法没有错，都是四方面军的老套路。战场狭窄也没有过多迂回空间，就是想利用川军程咬金三板斧的老传统打垮敌人，然后扩大战果，夺取川西平原上的重镇。
打了三四天，搞了几次短穿插，川军都没有崩溃，战斗意志不减，这就是敌人变了。这次的川敌已经不是过去的老朋友了。
就军队统帅而言，教训在于战略方向错了，坚持南下的路线是错误的。
“……向南走，就会碰到薛岳和川军，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还得转移北上。”
6月25日，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洛甫、博古等和总参谋长刘伯承从抚边赶到两河口，欢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
26日上午9时，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洛甫、博古、张国焘。
28日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当前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发展，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
在战役上必须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7月6日，中共中央派刘伯承、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等组成中央慰问团，到第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帮助传达贯彻两河口会议决定，统一战略思想。
张国焘指使中共川康省委出面，向中共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建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否则就“不能集中领导”，“无法顺利灭敌”。
这完全暴露了张国焘的政治野心。
他自恃第四方面军有八万之众，把一万余中央红军不放在眼里，企图先把红军的指挥权控制在手里，然后t再篡夺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
中共中央为团结张国焘，7月18日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委员。
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八一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为了北上，中革军委改变了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于8月3日重新制定了《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决定第一、四方面军在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下，分左右两路北上:
以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四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
以一方面军的第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
到阿坝后再东进，到班佑地区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向甘肃南部进军，占领夏河、洮河流域广大地区，在洮河以东建立以岷州为中心的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了上述方计。
8月下旬，左右两路军通过了渺无人烟的水草地。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阿西地区；左路军主力到达阿坝地区。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
26日，右路军进行了上包座战斗，歼灭胡宗南部5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和物资。
9月3日，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涨水不能通过，命令已进到嘎曲河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同时致电中共中央，公开反对党的北上方针，提出“右路军乘胜回击松潘之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前进。”
他还命令已东进到墨洼附近的红五军部队返回阿坝，准备南下。
9月8日，他又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命令“一、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
当天，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明确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极不利。”
隔了一天，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目前方针只有北上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
9月11日又发出命令:“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张国焘竟置之不理，下令右路军中第四方面军部队随他南下。从而分裂了党，分裂了红军。
9月中旬，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了中共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会议在一个喇嘛庙里举行。会场上挂着一条横幅:“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
省委、省苏维埃、法院、保卫局、妇女和儿童团的负责人都到了会，以壮声势。张国焘在会上说:“毛儿盖会议是错误的，北上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南下，建立天（全）芦（山）雅（安）根据地，相机向四川发展。”
一些受蒙蔽的与会者，在张国焘的蛊惑下，吵吵嚷嚷，围攻朱德、刘伯承，并逼他们表态。
朱德从容不迫、大义凛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中央北上的决定，我认为是正确的。北上才有出路，你们一定要南下，我也没办法，但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接着，刘伯承说:“我同意北上，从全国形势来看，北上有利，南下是要碰钉子的。薛岳、李抱冰并没有走，向南走，就会碰到薛岳和川军，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还得转移北上。”
会议在张国焘的操纵下，通过了“决议”，污蔑北上是“右倾逃跑”、“机会主义”，鼓吹南下才是“进攻路线”。
会后，大批调换甚至逮捕、杀害拥护中央北上路线的干部，然后，南下再过草地。
9月下旬，到达台塘、松冈、党坝一带。
张国焘的政治野心恶性膨胀，10月5日在松冈附近的卓木碉，公然另立“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
并致电中共中央宣称:“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
为了支撑“中央”的门面，张国焘强加给朱德、刘伯承许多头衔。但朱德、刘伯承临大节而不辱，拒绝承认张国焘的“中央”，呼吁红军要团结一致，党要团结一致，共同打击敌人。
张国焘对刘伯承怀恨在心，不久，就将刘伯承的总参谋长职务免去，调任第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这是刘伯承第二次被撤掉总参谋长职务，算上南昌起义自然失掉参谋长职务那一次，已有三次之多。
后来他曾总结说:“三参总戎幕，一败两罢官。”
10月24日，张国焘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战役，还扬言要占领成都。
刘湘为阻止红军入川危及他的统治，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倾全力对抗。
他调集王瓒绪、唐式遵、李家钰等部，集中80个团于名山及其以北夹门关、太和场、百丈等地区。
两军展开连续激战。其中百丈之战最为惨烈。历时7昼夜，虽给敌以重大打击，红军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伤亡四五千人。
百丈战斗之后，四川军阀主力集中于东面名山、邛崃地区，薛岳部6个师在南面雅安和天全以南地区，第五十三师李抱冰部在西南面康定、沪定地区，分别加紧封锁，准备大举进攻。
南下红军这时东进南下均不可能，处境转入被动。
所控制的懋功、丹巴、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多为藏族聚居区，人口不过数十万，物产不丰，粮食、被服补给发生极大困难。
战士一日两稀一干，都难乎为继。加上藏族上层反动分子纠集武装，不时与红军筹粮部队发生冲突。
在这样的地区建立根据地显然是不可能的。
这时候，不断传来陕北的胜利消息: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第一、三军团在陕北与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歼敌1个师又1个团，陕北根据地发展到20多县，红军亦有壮大。
许多指战员听到这些消息后窃窃私议:“还是中央路线胜利了。”
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取消非法组织，迅速率部北上。
24日，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也致电张国焘，说明“国际完全同意中央政治路线”，不承认他另立的“中央”。
张国焘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于27日致电中央，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共中央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