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9章彭大将军与红三军团②
王平回忆说:“整编时，从中央和红一军团调了一部分干部到第二纵队担任领导工作，这部分干部对红三军团的干部战士印象不好，看不起三军团的同志。“
”从哈达铺到吴起镇一千多里的急行军中，二纵队一方面要同尾追的敌人打仗，一方面还要部队不断整顿纪律，弄得干部情绪不高，部队苦不堪言。”
他的这一说法在彭德怀、黄克诚、张爱萍等人的回忆录中得到了印证。
都是红一方面军中的干部，两支部队已经在红一方面军的大旗下共同战斗了5年，为什么红一军团的干部会对红3军团的干部战士印象不好而要求对他们进行纪律整顿呢？
后来位列开国大将的黄克诚和位列上将的王平认为可能有3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红3军团当时确实比较窘迫。
据王平回忆:红3军团在过草地以前，由于去黑水迎接红四方面军主力，战线拉得很长，结果没有获得其他部队那么长的整训和物资准备时间。
过草地时担任后卫，困难就更多一些。
所以到哈达铺的时候分外狼狈，人人衣衫褴褛，除了枪支弹药外，就背着一个烧得黑黝黝的脸盆或喝水的缸子，像叫花子一样。
在哈达铺休息时间太短，体力没有得到应有的恢复，接着又长途行军，掉队人员增多，部队情绪不是很高。
二是红1军团干部不习惯红3军团的作风。
据黄克诚回忆:那时在红军出了草地之后，中央派红1军团的几位领导干部到红3军团工作。红3军团在彭德怀同志的言传身教下，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尤其是在长征途中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上下一致，官兵平等，领导的伙食和士兵一样，共同过着艰苦的生活。
而从红1军团过来的领导干部却有时自顾改善伙食，让红3军团的人看不惯。
第三个原因是原红1军团的干部对原红3军团干部的不尊重。
王平上将曾经讲过这样一件事:在哈达铺整编以后，从原红1军团调到第2纵队的团干部在各大队担任副职或政治处主任、总支书记等。
这样安排是有用意的，是准备将来接替红3军团那些需要“重新武装头脑”的干部的。
11大队政治处主任，就是从1军团来的，大队的许多事情，他不向王平报告就直接向纵队汇报，有时还拿纵队的指示来压王平。
他抓整顿纪律很积极，连长阮亭的连里有两个战士开了小差，他就提出应该开大会批斗阮亭，王平不同意，他就直接向纵队领导汇报。
纵队领导打电话找王平，王平很生气，在电话中讲:“是政委领导主任，还是主任领导政委？要么把我调走，要么让他当政委，我当主任，我服从他的领导，像现在这样，这个政委我当不了。”
纵队司令员彭雪枫知道后对王平说:“你们还是开个会，把开小差的问题讲讲。”谁知在会上意见分歧，连长阮亭反倒被抓了起来。
在战争年代，部队中发生的上述情况，本来是属于教育问题，有些还是情有可原的。
但是，从红1军团来的干部却把这类问题看得过于严重，认为这是对革命丧失信心的表现，政治保卫机关甚至提出来要在红3军团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对那些被认为问题严重的人要采取处死的办法予以惩罚。
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等“左”的意见一提出来，遭到了红3军团干部的强烈反对。
黄克诚说:“某些干部战士表现得情绪不高，发牢骚，这与领导者平时教育不够有关系，同时有些领导同志脱离群众，不能以身作则，对下面有影响，不能够完全责怪下边的同志。“”个别同志偶尔违反群众纪律，固然是不对的，但还是应以教育为主，不能采取处死的办法来对待。我们刚刚走出草地，大家已经被拖得精疲力竭，目前的情况仍然十分困难，马上进行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的工作，是很不适宜的。”
彭德怀听到这些问题后非常气愤。特别当听到一些“左”倾思想严重的人说原来红3军团的干部是“右倾”、是“十足的机会主义，要重新武装头脑”时，大声说:“讲这些话的人才是十足的机会主义！”
红3军团的问题引起了上级领导机关的注意，中革军委派罗迈(即李维汉)来审查干部。
罗迈了解情况以后，在一次行军时对11大队政委王平说:“反映的情况不太对头。”他给原红3军团的干部逐一作了结论，认为3军团的干部年青力壮、工作积极、作战勇敢、革命坚决……算是给了红3军团官兵一个历史的交代。
然而，尽管有黄克诚、王平等红3军团的干部不断地抗争，红3军团干部在整编中还是受尽了委屈。
这些干部以黄克诚、张爱萍、王平、邓国清和管理科周科长等人为代表。
黄克诚是受压制的代表。由于他反对在整编时进行纪律整顿，很快就尝到了苦果。
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部队开始整编时，上级拟派我担任第二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因当时有位领导同志(一军团的，可能是罗瑞卿)说我反对整顿纪律，历史上一贯右倾，不适合作领导工作，因而作罢。”
最后改任政治部保卫局下面一个有名无实的军事裁判所所长。
张爱萍是被撤职的代表。据他儿子张胜写的《从战争中走来》一书中记载:
长征后期，张爱萍任政委的3军团红13团划归1军团建制。一天军团通知连以上干部开会，由于红13团驻扎地离会场远些，张爱萍带人进会场稍晚。
主持会议的军团政治部领导人指着张爱萍说:“看看，你们部队的作风一贯就是稀稀拉拉的……”
“什么你们你们的！”张爱萍一听就火了:并没有迟到啊！怎么就稀拉了？
于是，他脖子一梗，反问道:“是以先到为准，还是以表为准？”两个人当场就干起来了。
当时，毛主席、朱德都坐在主席台上。很快张爱萍就付出了代价。
从会场回来后，军团就打来电话，要调他到军团政治部工作。张爱萍问去做什么，对方回答当统计干事。
张爱萍撂下一句“要撤老子就明说”的话后，就把电话筒给摔了。但是命令是不能违抗的，张爱萍带了匹马和一个警卫员就到军团政治部报到去了。
王平50多年之后说:“在干部安排使用上原红3军团的同志是有意见的，如把熟悉3军团部队的一些干部调走，像张爱萍这样有能力的被安排到军团政治部当干事……都是不合适的。”
王平是奋起抗争的代表。
1935年11月，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后，部队在套同一带休整。
休整期间，红1军团开了个运动会。红4师政委彭雪枫亲自给部队作动员，强调指出:
“开运动会主要是搞训练，不要弄虚作假，不要搞本位主义，不要搞锦标主义，要实事求是。”
各团都按照彭雪枫的要求进行了再动员。但还是出了意外。
运动会的项目有军事训练、政治训练、文化训练，搞墙报、唱歌比赛，还有射击、各种队伍动作的测验竞赛。
谭政当时是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管政治测验。
比赛结束后，他对红11团政委王平说:“这次测验，你们团平均90分，分数最高。唱歌、墙报也是最高。”
问题出在杨勇的红10团。本来杨勇的红10团射击成绩最好，但师参谋长陈士榘在统计时，把分数算错了，总分比例多算了百分之零点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