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3章长征中的红九军团①

    1933年10月2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组建红九军团的命令，28日正式成立。

    红九军团最初下辖红三师、红十四师和红独第一、第四团。

    红三师的前身是红一军团第三师，师长是张经武，后由军团长罗炳辉兼；政委先是刘英（男），后由军团政委蔡树藩兼。

    广昌战役中，第十四师损失惨重，战役后全师只剩下几百人，随即被撤销番号。

    1934年10月初，红二十二师（会昌工人师）编入红九军团。

    红二十二师的前身是中央警备师的一个团（孙喜洲随这个团调入并任参谋长）和粤赣安远、寻乌等地地方武装组成的。龚楚、程子华、周子昆先后任师长，方强、黄开湘先后任政委。

    从福建长汀出发突围转移时，第三师有7000余人，第十四师和二十二师4000余人。

    该军团与红一红三红五军团等部队相比，虽然组建时间短，人数不多，但它在长征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红九军团与红一军团在左路行动，并在红一军团后跟进，掩护由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等机关和直属队组成的军委纵队前进。

    至11月中旬，红九军团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后进入湘南地区，红二十二师因减员严重，番号撤销，其所属部队分别编入第三师和红一红五军团。

    长征前调入红九军团任红二十二师参谋长的孙喜洲，在红二十二师番号撤销后，被军团长留在了军团部。

    在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红九军团损失严重。

    之后，红九军团转战到贵州境内。

    1935年2月，根据中革军委颁布的《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红九军团缩编为三个团。

    红九军团的机构虽减少了，但基层部队却得到了充实，部队的战斗力和机动性也得到了增强。

    在此前后，红九军团参加了四渡赤水和二占遵义的作战。

    部队缩编之后，干部多了起来。为了保护这些干部，军团部将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教导队，由孙喜洲任队长，侯继坤任政委，全队约三百人。

    1935年3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鉴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已麇集在川黔滇边区，中央红军在该地区作战已失去了机动余地，遂决定率中央红军主力南渡乌江，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

    为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赋予了红九军团单独行军和作战的特殊任务——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南渡乌江。

    为加强对红九军团的领导，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任命何长工为军团政治委员。

    在何长工赴任前，毛主席还特意交代，要何长工与军团长罗炳辉搞好团结，并肩作战，不辜负中央的重托。

    何长工表示:“党这么相信我，纵有天大困难，就是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辞。”

    当时，红九军团正在赤水河东岸的打鼓新场一带活动。

    3月27日至31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多次致电罗炳辉何长工，要求红九军团在乌江北岸积极活动，伪装成中央红军主力，大造声势，牵制与阻击敌军，配合中央红军主力作战及南渡乌江。

    红九军团受领任务后，立即开会研究了军委的指示，确定行动方针和以后与主力会合的办法，并向全军进行了深入的动员。

    随后，红九军团在罗辉炳和何长工的领导指挥下，在金沙的马鬃岭开始大造声势，折转向东，在湄潭一带展开活动，以吸引敌军。

    中央红军主力乘机疾进，抢渡乌江。

    3月31日，中革军委致电红九军团:中央红军主力即将渡江完毕，现发现敌吴奇伟周浑元纵队已由西南沿鸭池河地区北上，向我渡河点迫近。

    红九军团应星夜兼程，于第三天8时赶到沙土，尾随主力过江。

    接到军委的指示后，红九军团即迅速向乌江北岸挺进，准备抢渡乌江。

    但是，红九军团在向乌江北岸挺进的途中赶上下雨，山道湿滑难行。

    当其穿过敌人空隙冒雨赶到中革军委指定的沙土时，已超过期限6小时。

    此时，红九军团得到侦察员的报告，敌军吴奇伟周浑元纵队正迎面赶来，其先头部队已距沙土不远，后面黔军亦紧追不舍。

    同时，红九军团派往渡口进行联系的人员回报:由于期限已过，加上敌情紧张，在乌江南岸负责看守浮桥的红军干部团已将桥破坏了。

    此时，孙喜洲并不知道老部队已经编组开来，华卓然和甘灿留在了干部团，并且负责看守浮桥的正是甘灿。

    这样，红九军团就被隔在乌江北岸，且有可能遭到敌军的前后夹击，处境十分危险。

    由于敌情变化太快，此时的红九军团还未来得及停下来进行架线，与中革军委的电台一时无法联络。

    在此危急关头，罗炳辉何长工郭天民(红九军团参谋长)等军团领导简单商量后决定立即转移，离开江边。

    为迷惑敌人，红九军团派出先遣队，决定沿来路先向东北返回10公里，然后再转向西北，以摆脱敌军。

    军团主力直插西北。

    军团部把迷惑敌人的任务交给教导队。

    孙喜洲接受任务后，即刻带领部队伪装成军团主力返回东北。到达目的地之后，又以急行军的速度秘密折向西北，追上军团主力。

    4月3日傍晚，部队到达打鼓新场的老木孔地区。不久，红九军团侦察部队报告，国民党黔军3个团(后查明是7个团)正准备通过老木孔向西南方向追击红军。

    红九军团遂将部队移至老木孔以南10多公里处隐蔽设伏，决心歼其一部，以争取主动。

    由于孙喜洲迷惑了敌人，敌人以为红九军团还在东北地区，对于红军的设伏一点也没察觉。

    当天夜里，朱德致电罗炳辉何长工，指出:“九军团目前基本任务是再选有利时机南渡乌江，配合我主力向贵阳以东行动”。

    “如迫不能南渡时，则该军团即隐蔽沙土地域活动待机”。

    这说明，红九军团当时撤离江边的决定是正确的。

    4月4日，红九军团指战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正在行进中的黔军发起猛攻，一举击溃黔军7个团，俘敌副团长以下1800多人，缴获步枪1000多支。

    这一战斗，是红九军团单独行动中转危为安的关键一仗。

    它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企图，而且使部队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摆脱了险境。

    中革军委对红九军团此次作战的胜利给予了表扬。

    在战斗结束的当晚，红九军团即离开老木孔，沿鸭溪至金沙公路折回黔西北。

    4月5日，红九军团教导队换成从战斗中缴获的国民党军服装，一枪未开即干净利落地解决了长岩镇一个民团中队。

    次日，红九军团又在云贵川三省交界处的瓢儿井歼灭国民党守军约500人，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

    随后，部队进行了短期休整，招收了新兵300多人，筹款3000余元，制作了800多套单衣，补充了一批军用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