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5章嬗变①

    1931年建立的湘赣省是中央苏区的重要侧翼。在敌人步步为营的第五次“围剿”中，湘赣省先于中央苏区遭遇生存困境。

    1934年4月30日，博古在瑞金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提出中央红军“必须及早突围”的建议并达成共识。

    会议还提出由红六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西征先遣队”，为中央红军大转移探路。

    8月7日，红六军团在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军团长肖克、政治委员王震率领下，从遂川县突围西征。

    由此，湘赣边的革命斗争进入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带走了湘赣省党政军的核心领导层和军队主力。

    同时也带走了红军学校、野战医院、制弹厂、修械厂等军事斗争的辅助机构。

    这一切几乎抽空了湘赣边区的人力、物力、军力等革命和战争资源。

    留守湘赣省的领导大都是临时越级提拔。在经验、威望、能力等方面与先前有很大差距。再加上职务竞争和斗争策略分歧，影响了领导层的关系和谐。

    以上因素导致战争的行政、人力和物力资源进一步枯竭。虽然红六军团引走大批敌军，但留守人员仍然要面对10余倍于己的国民党正规军。

    周围都是敌人，留守军民被分割在十几块狭小的根据地，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

    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为掩护主力突围，留守军民必须伪装主力与敌周旋。

    这一重大使命，使留守军民怀抱着坚守战略支点的英雄主义豪情，而与敌人作殊死战斗。

    但随着周围地区迅速陷落，大量难民涌入尚存的小块根据地，各种失败传言开始传播。

    为稳定军民情绪，湘赣省委三天两头开祝捷会。

    “那些日子。不管识字的不识字的，手里都会捏一张套红的《红色湘赣》油印号外，在凉亭里，树荫下，南货铺里，津津乐道红军的辉煌战绩。”

    人们沉浸在人为渲染的胜利气氛中。很多人都因此产生了一种错觉:红军主力很快会打回来。

    然而，主力红军越走越远，难民越来越多。祝捷会改变不了形势的快速恶化。

    10月，留守的湘赣省委和军区被迫突围。

    12月，湘赣苏区全部沦陷。

    由祝捷会到苏区全陷，在军民中造成巨大的心理落差。英雄主义豪情迅速下降。人们从幻想中拉回了现实。

    处于敌人重重包围和追击的情况下，他们的孤独感与日俱增。

    在突围中，为服从保留革命队伍的大局，被迫放弃难民，军民分离使留守人员成为无源之水，陷入孤军作战的状态1。

    留守人员大部分是本地人，这种剥离使他们背负沉重的内疚感。内疚使他们的内心更为孤寂。

    主力越走越远的消息，在催使孤独感迅速攀升的同时，也强化了留守人员内心的主力情结。

    留守人员的主要职责是为主力回归坚守战略支点。主力胜利就是他们的胜利，主力凯旋成为他们最大的精神寄托。

    湘赣苏区全陷后，面对敌人的屠杀，留守人员期盼主力回来报仇。他们的主力情结达到了最高点。

    留守人员的二把手谭余保在重病时整日呓语，叫唤着:“任胡子(任弼时)”、“王胡子(王震)”。

    独立一团团长刘日患严重的肺病，临死还不忘恢复边区。时常大喊“红军回来了!”“红军回来了！”

    由此可见留守人员对主力的渴盼之情。

    一支屡战失利且日益缩小的孤军，与上级的联络成为他们在孤独中顽强战斗的精神动力。

    然而，1935年2月9日，仅有的一部电台在战斗中损失。自此，湘赣省委与中共中央和红六军团失去联系。

    4月上旬。苏区中央分局派封天宇开始寻找湘赣省委，转告中央红军已远征，中央苏区全部失陷的消息。

    同时还将留守的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已分9路突围，中央已有新的指示，即立刻改变战略决策，分散打游击，统统告诉了湘赣省委。

    这大大出乎湘赣边留守人员的意料。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也发自内心的不愿意听到。

    他们的主力情结因此遭到了沉重打击，失败主义和悲观情绪开始扩大。“反水”(叛变)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

    在主力回归希望渺茫的情况下，自寻出路并重树信心成为湘赣省委需要解决的最迫切问题。

    留守人员的出路主要有4种:叛变、开小差、游击战争和白区工作。

    第一次棋盘山会议(1935年4月初)虽然在失去与上级联系的情况下召开。但湘赣省委执行的是中央“七二三训令”(1934年)加强游击活动和秘密工作的指示，其现实意义是为迎接主力回归起内应作用。

    从几天后接到中央分局告知的情况分析，湘赣省的游击战争既失去迎回主力的内应作用，也丧失作为中央军区侧翼的价值。

    在敌人“民尽匪尽”政策下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对留守人员的生存和发展远不如到白区工作资源丰富，白区工作有可能会大有作为。

    实际上中共中央于1935年2月13日给留守的中央分局电示“选派适宜的干部到白区工作”。中央分局在给湘赣省委的文件中转达了这一指示。

    在这种情况下，5月下旬，湘赣省委召开太平山会议。

    太平山会议是一个未引起足够重视的会议。它对湘赣边斗争的影响并不亚于第二次棋盘山会议。

    以游击战争还是城市白区工作为导向成为会议争论的焦点。这使谭余保和陈洪时矛盾激化。

    谭余保坚持游击战争是在严格遵循先前的中央指示，陈洪时提议的白区工作则是有利于留守人员生存的可能方向。

    因为国民党在乡村可以搞“民尽匪尽”，在城市则不能这样搞，这是白区工作的现实有利条件。

    然而，谭余保指出，中央的”选派适宜的干部到白区工作”，只是斗争的一个方面，而不是指我们全部的工作。

    因此，谭余保指斥陈洪时是“右倾逃跑主义”。

    一旦戴上这顶帽子，在当时情况下下级也可以把上级当成动摇分子肃反。

    最后，太平山会议决定坚持游击战争。

    但谭陈二人的思想分歧以及“右倾”帽子成为陈洪时叛变的催化剂。太平山会议造成了留守人员坚守与逃离两种心态的断然分野。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注1为了甩开包袱，陈洪时命令部队朝跟随突围的几千名逃难群众开枪，以吓跑他们。结果使无数革命群众慘遭敌人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