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2章 代价与贡献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闽赣根据地出发开始长征。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苏区设立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

    决定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和中央军区司令员，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统一领导闽浙赣苏区的党政军工作。

    同时留下红24师和十几个独立团及地方部队共16万人，还有伤病员3万余人，在苏区坚持斗争。

    并准备将来配合红军主力，在有利条件下进行反攻，恢复中央根据地。

    但项英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一开始并没有迅速地组织退却和坚持游击战，而是把留在苏区的部队全部集中起来，准备打大仗。

    他将许多小游击队编入各独立团，将出院的伤病员补充到红24师，继续同优势敌人打阵地战，使红24师等部队受到严重的损失。

    “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得以不断向苏区腹地推进。11月下旬，中央苏区的全部县城和交通要道都被敌人控制。

    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党的高级干部何叔衡、贺昌、阮啸仙、毛泽覃、万永诚、李赐凡、李天柱等相继在战斗中牺牲；瞿秋自、刘伯坚被俘，不久英勇就义。

    从12月起，敌人又对中央苏区进行“清剿”，实行白色恐怖。

    为彻底消灭红军，蒋介石军队和蓝衣社别动队每占领一地，就纠集卷土重来的豪绅地主、流氓恶棍组织“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义勇队”、“挨户团”、“靖卫团”、“保安队”、“搜山队”等反动组织，对苏区人民进行疯狂地报复。

    蒋军狂叫“大乱三天，大杀三年”，要“屋换石头，人换种”，“斩草除根，诛家灭种”。

    在“宁可错杀一千，不能错放一个”的反动口号下，蒋军在苏区实行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诚如国民党政府在报告书中所说，在“清剿”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

    蒋军肆意屠杀苏区共产党人及老百姓，其手段之残忍，骇人听闻。如挖心、剥皮、肢解、分尸、刀砍、碎割、悬梁、火烧、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铁丝、割舌头、破肚取肠、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钉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数十种酷刑。

    从3岁孩童到80岁老人，均不能幸免；不管男女老弱，均遭屠戮。

    有的婴儿被蒋军抓住2条小脚，活活撕成两半。有的革命群众被蒋军用烧红的铁盒戴在头上活活烧死。有的妇女被轮奸割乳，凌辱而死。

    比如，国民党独立33旅旅长黄振中率部杀害宁都、瑞金、于都、兴国、广昌、石城等县达数万人。

    国民党江西保安3团团长欧阳江率部一个晚上屠杀500多名抗交粮食的瑞金武阳群众，制造了“武阳血案”。

    瑞金菱角山一夜被活埋300多人，南门岗一次枪杀了500余人，国民党瑞金县长邹光亚在云龙桥下一次集体屠杀了120余人。

    瑞金竹马岗被杀害的人数以千计。谢家祠和陈家祠被害群众的尸体推积如山。

    据统计，瑞金有18000人被屠杀；兴国被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

    于都被屠杀3000余人，其中禾丰地区被保安团团长华品懋杀害的革命群众达500余人，沙心地区全家被杀绝的有37户。

    赣县田村被杀害94人，其中有14户被杀绝；寻乌被杀害4520人，杀绝900余户；会昌被杀害972人。

    石城县被屠杀的干部和群众576人；广昌被杀害1000余人；宁都有1442名干部和3378名群众死于蒋军的屠刀之下。

    上犹县被杀害的干部达1466人，群众658人。

    在蒋军的血腥屠杀下，不少村庄被杀光，成了“无人村”、“血洗村”，尸骨遍野，血流成河。

    江西省吉安地区1933-1936年间人口从380万下降到190万。

    赣州地区被杀了300多万，瑞金、兴国两县80人民被杀。其中有个地方叫千坟岗的，1934年红军长征后还乡团半个月内在这一带8个村杀了1000多人，此地因此得名。

    千坟岗附近的一个村庄，民国初期有1000多人，到1936年居然被杀得只剩下8户。

    几十年后，当地至今到处可以看到国民党军队烧毁房屋后的灰黑地基残余。

    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35年2月5日电示项英并中央分局，要求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红军和地方武装，立即改变组织形式与斗争策略，在中央苏区及其临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

    中共中央指定项英、陈毅、贺昌等5人组成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苏区分会，任命项英为军分会主席，统一指挥军事斗争。

    苏区中央分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随即决定将红24师等部队分散到中央苏区及其临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

    1935年3月，项英、陈毅、蔡会文、陈丕显率领300余人，突围后到赣粤边的油山地区，与先期到达的李乐天、杨尚奎会合，坚持游击战争。

    他们确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革命新高潮的新方针。

    当敌人从叛徒口中得知中央分局的主要领导人在赣粤边活动，曾三次“清剿”这一地区。

    陈毅在梅岭彼围二十余日，生命安危系于一发，他写下了“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豪迈诗篇，表达了他在险恶环境中革命到底的坚强决心。

    在群众的支援和掩护下，部队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至1937年，游击队尚有300余人。

    中央苏区的留守部队在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后，逐步形成南方八省15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

    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当地的人民群众，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挫败敌人的反复“清剿”，牵制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在战略上配合了红军主力长征，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开始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他们与各地的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复杂的谈判斗争，迫使国民党军陆续停止对南方游击区的围剿，胜利结束了三年游击战争。

    后来，南方各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成为长江南北抗击日军侵略的主力。

    毛泽东高度评价南方各地的游击战争，认为“这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国民党的大屠杀不但未能吓退群众，反而更加激化了人民和国民党当局的矛盾。

    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中分析道，国民党统治集团企图以血腥的屠杀政策对付昨天的同盟者——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来彻底扑灭革命的火焰，但这是办不到的，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这种做法，必然使得一切改良主义的幻想归于破灭，使得改良主义再也不能号召群众了。

    留给群众的，也就只有重新奋起革命这一条路。屠杀主义，不过是“为渊驱鱼，为鸟驱丛”而已。

    所以毛泽东坚定地指出:“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

    果不其然，国民党政权不出15年就被它当年所屠杀的力量所推翻，最终未能逃脱覆灭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