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 第15章 聚焦京城农民工4

    五、秦兵的城市生活

    我们再看看另一个“板儿爷”的更真实的城市生活——

    傍晚，西直门地铁西北口外，成群的人力三轮车成为一道风景，这些“板儿爷”们其中一百多人都来自湖北的一个小镇，36岁的秦兵就是其中的一员。

    秦兵在西直门附近蹬三轮车已经有四年多的历史，算是老“游击队员”了。1998年6月，正在丰台区一家电脑公司当保安的秦兵，听老乡说蹬三轮车一天能挣一、二百元，就随老乡来到西直门西北面的交大东路。当时交大东路叫四道口路，路面很窄，两辆卡车都不能并排通过，而且没有铺柏油，一下雨，泥泞不堪。

    也正是因为交通很不方便，人力三轮车就有活可干。当时三轮车少，警察也不怎么管，一天早上、中午和晚上出去几个小时，差不多能挣一百多元，一年下来攒上两三万元不成问题。

    后来，三轮车越来越多，到现在西直门附近已经有三四百辆。这些三轮车主人都来自河南、湖北和安徽。他们在长期的合作和竞争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不成文的规矩，比如，他们之间从来不会争着拉同一个客人，他们只是静静等待，任由客人挑选其中一辆，其余的车主不会主动劝说客人乘自己的车；他们之间流行一些行话，说出警车的牌号就彼此知道是指哪个警察；他们就价格也形成一定的默契，除了特别近的以外，上车启动就是五元；他们还共同分享一些信息，尤其是关于警察管理方面的信息，一旦某个地方有三轮车被扣，消息很快就传遍所有车主。

    因为北京城区不准外地人蹬人力三轮车，他们几乎都是“黑车”，所以每天早上六七点钟开始上班。八点，警察开始上班了，他们就回家休息，此外，还有中午十二点到两钟，下午点以后，都是他们劳动的时间。

    尽管很小心，他们的三轮车还是经常面临被扣的危险。被城管逮住就罚钱，态度不好罚200元，态度好的罚100元或者50元；被交通警察逮住就扣车。秦兵的车被扣过一次，车扣了之后，按照行规，要找“线人”疏通关系。线人也是蹬三轮的，他们为警察提供一些信息，警察不逮他们。找到线人帮忙，交给警察100元，另外交20元罚款，还有“存车费”每天10元，秦兵那次一共花了160元，想想自己的车子是550元买的，也就认了。

    有时被抓以后他们还会被遣送回老家，秦兵也被遣送过一次。2000年7月的一天，秦兵正在西直门地铁口等客人，突然冲过来几个联防队员，他来不及躲避就被抓住了。联防队员把他送到西城区派出所，当天晚上被送到昌平。三天过后，和其他一百多人一起被遣送到武汉。到武汉交两百元就放人，没钱的就关起来，最长的有一个老乡被关一个多月。秦兵兜里只剩180元，警察收了他160元就把他放了，说剩下二十元给他当路费。他回到家里呆了三天又回到了北京。

    “你被抓的时候有暂住证吗？”记者问。“有。但警察不管那个。现在办一个暂住证只需要29元（5元工本费，24元垃圾运输费），绝大部分人都办。不过，现在办暂住证还要讲理由，在北京没有事干的不给办。”

    说起过去，秦兵觉得自己有点“傻”，搁到现在，怎么也不会被遣送了。他学会了北京话，警察问起来就说自己是密云的或者门头沟的，反正那里的身份证没有联网，查不出来。即使被抓了，在交接时候或者在火车上，都可以想办法出去，有一个蹬三轮的老乡过去的一个月被遣送了三次，每次都是在车站逃出来。

    家住北下关

    秦兵的家在北下关一栋高楼的地下室里，这间7平方米的地下室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个沙发，晚上，妻子和女儿睡在床上，秦兵睡在自己开的一家小水果店里——那里勉强能放下一张小床，偶尔，他也睡在屋里的沙发上。这间小房子每个月的房租是三百元，已经住了一年了，过些日子，他打算换个地方，这里太拥挤了。

    当然，幸福的家庭也许不在于房子大小，秦兵有一个相爱的妻子和一个漂亮可爱的女儿。1988年，他和高中毕业在镇小学当民办教师的程桂华恋爱结婚，婚后程桂华放弃了教学，和秦兵一起做生意。2000年元月份，程桂华也从老家过来，就在交大东路上开了一家水果店。小店的铺面大概五六平方米，卖西瓜、桃子、香蕉、苹果等一些水果。当时这条路上就他们一家水果店，所以收入很不错，一个月能挣四五千元。

    水果店没有营业执照，工商局催过他们去办手续，但他们去了，办公人员又说，那么小的店，就算了吧。现在附近一共有六家水果店，但他们的诚信水果店由于真的很诚实信用，生意一直还不错，现要每个月除去800元的门面租金还能收入两千元。

    工商税务对他们还算友好，让他们生气的是城管部门。有一天晚上，大概九点钟了，他们把半箱有瘢痕的苹果摆到小店门口甩卖，城管的四个人走过来不由分说就把他们摆在里面的三箱葡萄和苹果摔到地上，旁边的人也都愤愤不平：该罚就罚，干吗要毁人家的水果？

    明年春天，这条街就要被拆了，秦兵正在找地方，希望开一家小的自选超市。前两天，他到通州区考察市场情况，正在考虑地点。

    走出故乡

    秦兵的老家在湖北省广水市余店镇，初中毕业后他一边种地一边在镇上做服装生意。

    小镇的生意不好做，秦兵后来去了武汉，在服装店打工，半年后又回到老家。1994年，经熟人介绍，秦兵在长春干了两年建筑。后来觉得生活不习惯，离家又太远，于是又回老家了。在家呆一段时间后，在朋友的介绍下，来到北京。

    秦兵老家还有两个人的承包地共一亩半。这一亩半地一年可以收获1500斤稻谷，800斤小麦，稻谷每斤四毛钱，小麦每斤三毛八，总收入大约900元，除去200元化肥农药成本，200年之前还要除去两个人的三提五统一共300多元，这样，一年种地收入不足400元，再加上鱼塘的收入200元，还有树木一些收入，加起来一年的收入总共也不到1000元，一家三口靠这些生活显然不够。

    秦兵把自家的一亩半地给他哥种，不收任何转包费，每年还要给他哥寄几百元钱，资助他的孩子上学。

    为了孩子

    秦兵有一个令他骄傲的女儿——秦雨梦。

    雨梦今年8岁，北下关小学二年的学生，我们在她的家里聊天的时候，她快乐地向我们展示她的三好学生奖状和校园小记者登记表，妈妈在一旁解释说，老师发给班上成绩最好的两个学生填表成为小记者，秦雨梦是其中一个。

    在这张登记表上，家庭住址一栏里写着：湖北省广水市余店镇白街46号。雨梦是这个城市的外来人口，她已经清楚知道没有户口差别，班上没有北京户口的同学，要多交200元的杂费。

    幸运的是，北下关小学接纳了她，老师对她很好，小雨梦兴奋地向我们讲述班上的事情，显然，她已经很骄傲地融入了这个42人的班集体。

    雨梦2001年6月来到北京，秦兵想办法让房东帮忙，入了北下关小学，当时，外来人口入学每学期要多交600元“杂费”。从今年开始，北京市教育部门决定外来人口收赞助费200元，从2002年9月开始，雨梦学费只比有北京户口的孩子多出200元“杂费”。秦兵介绍说，现在外地孩子入学容易了，他的几个老乡都是直接找的北下关小学，没有任何关系孩子也都顺利入学了。

    孩子在这里上学，秦兵感到很满意。老师们很负责，教学质量很高，收费其实也和家乡差不多，家乡小学每学期收费也要200多元，这里也就是200多元。

    秦兵几乎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的身上。他说，为了雨梦安心上学，他们家在未来的几年里不会离开北下关太远，等到孩子上了大学，或者至少高中毕业，他们夫妇两个就回老家去，他说，这里太累，不是他们的家。

    秦兵最大的梦想是，等存了一些钱之后，回老家开一所扶贫学校，专门为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他说，妻子对这个想法也很支持，曾经是民办教师的她很愿意在扶贫学校里当一名合格的教师。

    六、城市“黑工”

    一个胸前别着“电焊工”三个字的小纸条的中年人，独自蹲在北京崇文门东大街与北京站西街交叉口的一个叫做后沟胡同的马路牙子上。他的头发已经有些花白和焦枯，古铜色的脸上满是皱痕。一张口，记者听出了分典型的四川内江口音。

    他是谁？在期待什么？

    稍有些社会常识的人不问也知道，这是一位来自穷乡僻壤的农民工，正在找一份做电焊的工作。他用这种方式寻找工作，显然无从办理合法用工手续——因此，他的身份是“黑工”。

    “黑工”——如今已是城里人司空见惯的现实，每个人在生活中或多或少都曾与“黑工”打过交道。事实上，在这个被同伴称为“老刘”的黑工身旁，人流汹涌，没有人在意他，除非你是一个用工者想雇佣他，或是一个执法者想查问他。

    在北京的自发劳务市场，崇文门赫赫有名。这里毗邻北京火车站，又靠近地铁站，交通便利，人流量大，北京市外来“黑工”口口相传，早就有着“可以不知天安门，不可不知崇文门”的说法。而北京本地许多用人单位为了节约开支，也形成了在此地雇工的习惯。

    一个早春的上午，记者专程来到这个非法劳务市场。时间尚早，已有大约50多个民工模样的人或坐或蹲在胡同口；周边的街道旁，还有三五零星的民工出没。几个身着制服的人正在驱赶聚在胡同口的那些人，但他们似乎只注意那些抱着大卷行李的人，对于其他人却并不在意。而那些被驱无影无踪的人的人也只走开三五步，等这些“制服”跨上自行车离开，就又安安稳稳地坐了回去。

    “老刘”属于那些没有被驱赶者。显然，他已具有丰富的经验。大约在1996年，他就来北京打工了。这五六年，“老刘”几乎每年都有大半时间在外地打工，只是农忙时节才赶回家务农。有时活紧，干脆就让家里人出钱请人帮忙，自己连家也不回了。

    “在家一年干下来挣不了几个钱，年成不好时还可能会倒贴。在外打工是苦些，但收入比在家里强多了，运气好一年能挣三四千元。”“老刘”这样的想法在打工者中很普遍。

    电焊技术是“老刘”前些年在施工队时“漂”着学的。他至今没去拿什么“执业资格证书”，也从未想过要去拿。靠着这手艺“老刘”有活干时一天能进个四五十元。当然他并不总这样好运气，一般一个月下来顶多也就20天有活干。

    “老刘”承认，既然是打“黑工”，待遇上自然要吃些亏。不仅没有任何劳保和福利待遇，不参加任何社会保险，连基本工资也比合同工低，被克扣、拖欠工资也是家常便饭，还时常要冒着被城管和警察围追轰赶的风险。

    不过老刘还是宁愿打“黑工”。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想在北京合法打工，首先要在户口所在地办《流动人口证》，费用是每年50元至80元；到北京后，要办《暂住证》，每年180元，证件工本费8元；如果想找活，还要办《就业证》，费用也是每年180元，证件工本费5元。有些工种还要办什么《健康证》或各种资格证书等，样样要花钱。这些证件办齐，至少要花450元钱，几乎是一个月的收入。假如通过职介所找工作，再加上其他杂费，一个月收入也不够。如果还经常换工作，不仅麻烦，费用也更多。

    “老刘”说，他刚到北京时，也是循规蹈矩，所有的证都办齐，最终工资去了一大块。后来跑熟了，结交了不少工友、包工头、小老板，才慢慢地不再老实办证了。“其实办不办证差别也不大，办了证，除了查你，也没什么好处。”

    为了能够在北京既安全又经济地打工，“老刘”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他办了一个《暂住证》，但不办其他的证件。因为有了《暂住证》，只要不是在工地上被查到，他就不必害怕被警察抓走。

    像“老刘”这样长期在北京打“黑工”的人究竟有多少，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记者只能根据每年在北京的外来人员总量与北京市每年发放的就业证数目之间的差额，大概推算出目前北京市“黑工”应在100万人以上。

    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和重庆市农调队开展的一项联合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1800个农户家庭中，半数以上的家庭有外出务工者，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583元，826的农民工月平均收入在200至800元之间。

    被调查的180个村中，2000年外出谋生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326，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7 5，在被调查的1800个家庭中，2000年有人外出打工的达976户，占总户数的542。在所有外出打工者中，以中青年男性居多，占外出民工的770，女性只占230。从收入来看，农民工所得到的报酬相对较低，836的农民工月平均收入在200元至800元之间。其中，200元以下的占28，200元至400元的占242，400元至600元的占394，600元至800元的占200，800元至1000元的为74  ，1000元 以上的为63。

    1800位被调查者都认为农民外出打工很有必要。从它的具体作用看，441的人认为是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373的人认为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的必由之路；131的人认为是增长农民见识，开拓视野，提高劳动技能，增强商品市场意识的有效方法；29的人认为有利于农民增大市场信息量，从而便于自发而主动地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有利于先进农业科技知识的推广和运用；认为有其他作用的占26。

    调查还发现，只有159的农民在外出之前进行过相关的专业培训，绝大多数的民工未进行过任何培训。从劳动技能来看，只有394的劳动力掌握了两种以上谋生的本领，606的劳动力仅有一种维持生计的本事。

    从这次调查的情况看，有组织的外出民工只占95，大批的民工处于自发外出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