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十六 他祖无辜奈何天

    本来，两个造反组织被保皇派赶走以后，全县的工作基本稳定了，社会也看不出有什么混乱，大家几乎就跟以前一样，该干什么干什么。公社和大队甚至决定要把造反夺权的杨明成赶下台，重新让原来的队长胡明生上台。甚至要准备把杨明成送到群众专政指挥部，让他享受享受被专政的厉害。

    然而，这种平静没过多久，被打散的造反派集中在市总部。他们现在才知道，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他们自己内讧，却成就了保皇派。他们共同的敌人，不是他们两派，而是三八保皇派！

    在市总部的支持下，两派举行了大联合，悄悄返回县里。他们吸收了过去没有枪杆子的教训，知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多么伟大的真理。采用了毛主席的伟大军事决策，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他们每个公社派了一组人马，缴了民兵的枪支，把各公社的电话机抢走，让他们无法报告总部。武装起来的造反派连夜赶进城里，把三八派的革命委员会大小领导全部抓起来。并且命令革委会主任下令让各厂矿学校的民兵连长来县里开紧急会议。等这些武装力量到来，他们便把他们一网打尽，两只造反派联合起来，重新夺取了政权。

    但全县的形势对他们非常不利，所谓的不利就是不能造反了，不知道还能造谁的反：走资派被打倒了，地富反坏早就斗垮斗臭了，寺庙文物也全破坏完了。他们都不知道该干什么了。他们中间的联络员，从京城和省城带回来的消息是，现在的造反派要更进一步，更上一个台阶儿，就是要挖反动分子家的祖坟。因为他们很多人在解放前早就逃跑了。我们斗垮斗臭的只是没有跑掉的人。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虽然他们很多人都跑到了台湾，香港和海外，但他们的祖宗还在，祖坟还在。只要挖掉他们的祖坟，比把他们自己斗垮斗臭还要厉害。还要让他们痛心疾首，苦不堪言！

    所以，重新掌权了的造反派，要求查找反动分子家的祖坟，挖掉祖坟，飞骨扬灰，让他们从根子上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得干干净净。

    参加了6792军造反军团的杨明成，立刻又变得扬眉吐气，不可一世了。他坚决贯彻上级的指示，寻找反动分子的祖坟。当然这不包括现在正在被批斗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因为他们几乎隔三岔五就要被拉出去批斗一番，没有必要再动他们的祖坟了。要挖的祖坟就是人现在不在中国，逃到海外的那些反动分子。各公社，各大队和各村，都要逐一排查，上报新的县革命委员会。

    但我们是山区小县，在旧社会能当上反动分子的人并不多。因为那是要读书的。我们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县，大多数人没有读下书，当然也当不成官，更当不成大官。能够得上这类人的，可谓是风毛麟角。只要能成就一番事业，成了大才子，就会闻名遐迩，最著名的有三家，几乎是人人皆知。

    在民国时期，有三个著名的才子，他们都通过读书考试，当上了国民党的高官。除了一家是财主子弟外，另外两家都是寒门子弟，完全靠刻苦读书，成了才：一个是省高院的院长，一个是省财政厅厅长，一个是国民革命军十八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可见土老帽阎锡山还是很重视人才的。但人家财主家确实是眼光远大：当高院院长的儿子，看到国民党摇摇欲坠，岌岌可危，他就让他的儿女们，全部参加了解放军。因为他的孩子文化程度高，成为解放军的高官。在国民党政权灭亡以后，人家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孩子，没有受到任何冲击。后来还成为新政权省政府的参议。而政治部主任，因为他是文官，也没有参加什么大战。再加上他的职位也不高，只是一个少将，家乡观念也很强，并没有逃走。解放以后成为管制分子，经常参加劳动改造。而财政厅厅长，跟阎锡山关系非常好，就跟着跑到台湾了。他的儿女们到了英国和美国，也都很优秀。但很不幸的是，他家的祖坟就在我们村，完全符合挖祖坟的条件。因为他们在国内地没有人了，只有祖坟。

    接到任务以后，杨明成组织基干民兵，让大家去挖祖坟。但没有人答应他。因为这是在乡下，在村里，不是在城里，在工厂。参加红卫兵的年轻人，他们的一切都要听大人的，听父母的安排。一般的活动还可以，但太出格的绝对不允许。特别是这种挖祖坟缺德冒烟的事情，千百年来，除了土匪恶棍，没有谁会做的。因为他会受到报应的。在别人家的坟地上拔苗草都是忌讳的。所以，无论杨明成如何威逼利诱，没有人响应他。更为重要的是，虽然人家跑了，但人家还是大家族，虽然不在村里，但城里还是有人家家族的人的。而那些人也都不是一般人。谁要挖了人家的祖坟，恐怕将来会遭报复的。神灵会报应，活人会报复，这两样加起来，他的动员根本没有意义。其实他自己心里也很清楚，如果这是好事情，他作为造反起家的生产队长，为什么不自己去干？这不是一个立功显摆的好机会嘛！其实他自己比谁都清楚，只不过想把别人当枪使，让别人给自己当炮灰罢了。谁也不傻。可任务要是完成不了，他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杨明成就去威胁大队主任吴兆成和大队支书刘明柱，他扬言，如果他们不协助他完成任务，就把他们交到总指挥部。不但要夺了他们的权，还要当做漏网走资派抓起来批斗。

    主任和支书知道他们在这样的运动中，没有像胡明生一样丢掉乌纱帽，已经是大幸了。现在再不立功赎罪，别看杨明成是队长，但他现在的势力要比大队主任和支书都要大得多。他们根本惹不起他。但他们也没辙，动员谁也没办法。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子弟他们动员不起来。总不能让地富农反坏分子去做这样的革命行动吧？他们大概同时都想到了我，我这个老游击队员，运动干将。因为我是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子弟，又不是地富，反革命分子，只能算是坏分子。但也不是政治上的坏分子，只是有点小偷小摸，差不多符合他们的条件：这样的人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人。正好可以让我积极表现，戴罪立功，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一天晚上，刚吃过晚饭，三位大人物同时光临我家。这让我们非常意外。父母客气地把他们让得坐在炕上，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

    支书刘明柱首先说话。他对我这近几年的表现赞不绝口。说我服从组织安排，比如拆除寺庙，砍倒神树，冬天光着脊梁刨冻土。原来的一些毛病好像也改正了，再没有给他们增添麻烦。

    主任吴兆成也说，你的确表现不错，每次任务都能保质保量地完成，以后要想办法让你当模范的。

    杨明成说，我们生产队对你也不坏。虽然你干了大家不愿意干的事情，但在工分上还是对你照顾的：你干一天，等别人干好几天。以后只要有这样的机会，一定要照顾你。

    我们三个人直愣愣地望着他们，知道是黄猺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比别人的工分高的确是事实。但别人给再高的工分也不干。我完全是被强迫的。对他们的赞美，我没说好，也没说坏，只是洗耳恭听，看他们要狗嘴里吐出什么像牙来。

    大家都沉默了。昏黄的油灯下，三个大人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似乎谁也不想先开口，好像都盼望别人先说话，自己在帮腔。我和父母三个人同样是面面相觑，不知道他们要让我们干什么。到底有什么好事或者坏事在等着我。但绝不是好事，一定是坏事。但能坏到什么程度。我是想像不出来的。因为阶级敌人早就被批倒批臭了，神庙也拆除了，神树也砍倒了，还能让我再干什么呢？总不能让我去杀个谁吧？

    等了半天，还是吴兆成先开口了，他看着我说，你知道霍家山吧？

    知道啊，我说，这谁都知道，他不就是二战区的财政厅厅长吗，怎么啦？

    他们家的祖坟在我们村是吧？他又说。

    在啊，不就是在三道垴埋着吗？我肯定地说，他们家的人解放前就跑了。打听人家祖坟干什么？

    我困惑地问。

    三个人又沉默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说话。

    现在的形势你也知道。等了一会儿，杨明成接着说，革命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到了最关键时刻。那些反革命反动分子，他们人虽然跑了，但他们的根子还在这里。他们的根基还在这儿。我们一定要把他们连根拔除，彻底把他们消灭，不能留一点痕迹。对反动分子的心慈手软，就是对革命人民的犯罪。对霍家山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绝对不能让他们留在我们革命人民的土地上。要让他们灰飞烟灭，像空气一样化为乌有。

    他声音高亢，气宇轩昂，革命名词一串一串的，让主任和支书钦佩不已。但我听他说的话，我一下明白了他要找我干什么。他要让我挖霍家山的祖坟！这可不是人干的事。我绝对不会答应的。但我没有吱声，看他们还要怎么表演。

    这时，三个人又都不说话了。昏黄的油灯下，三张脸蜡黄蜡黄的，越看越像寺庙里的牛头马面，让我厌恶。但也让我不寒而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躲过这一关。因为这跟拆除寺庙，砍伐神树，完全不一样。寺庙和神树是全村人的，是大家的。生产队是代表大家代表全村代表集体的，我拆除寺庙，砍伐神树，也是代替大家干活的。我得罪的是神灵，但没有得罪全村人，和这一回根本不一样，这是害人的。而且是害人家的祖宗的。只要不是土匪恶棍，不是痞子无赖，谁也不会做这种缺德冒烟的事的。

    我的父母也愣住了。可能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人，一个组织，几个头面人物，代表组织的干部，居然会刨人家的祖坟！恐怕祖祖辈辈的人都没有听说过，更没有去做过这种缺德冒烟，败八辈子祖宗兴的事情。却让我这个倒霉鬼来干了。我完全是在败我祖宗的兴。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等了半天，杨明成终于开口了。他说，咱就打开窗子说亮话吧，马吉平。我们这样兴师动众地找你来，就是要交给你一个光荣的革命任务，让你去挖霍家山家的祖坟。一定给你记一个很高很高的工分，怎么样？明天就干吧。

    我还没有开口，我的父亲就火了。他把抽着的烟袋锅，狠狠地磕在灶台上，高声大气地说，杨明成，你操的什么球子心？挖人家的祖坟，光荣的革命任务？你不是积极分子吗？你不是生产队长吗？你怎么不去挖？你大队长为什么不去挖？你支书为什么不去挖？全村有这么多人，怎么就要强迫我们马吉平去干？欺负人也没有这样欺负的！他就算是个贼娃子，怎么就要逼着让他干他不愿意干的事情呢？

    母亲也听不下去了，她对他们说，你不是说这是光荣的任务吗？光荣的任务就要让光荣的人去做。他是你们眼中的坏人，怎么能让坏人去干光荣的事情呢？那不是给光荣脸上抹灰吗？你们不怕上面怪罪你们吗？说你们利用坏人，完成光荣的革命任务，我还替你们担心呢。

    这不是让他戴罪立功吗？吴兆成说，没有把他交到公社学习班，没有把他交到县上的群众专政指挥部，还不是我们保的？要不然交出去，死不了也蜕八层皮。他能这样完好无缺地坐在家里跟你们一块又吃又喝吗？

    你这话说得不对，父亲说，他不是反动分子，他是个贼娃子。反动分子要交到你们说的公社学习班，群众专政指挥部。他是个犯人，犯人应该交到公安局，该逮捕的逮捕，该法办的法办，不是一码事。别把我们当成傻瓜。你们不把他交出去，不过就是想要利用他，让他帮你们完成你们完成不了的政治任务，我们当大人的，绝对不能答应的。

    他们大概想不到，老实巴交的父母，竟然表现得这么强硬。跟前两次判若两人，他们好像也不敢硬逼。刘明柱只好说了声，大叔您不要发火，有事好商量，咱们以后再说吧。

    三个人非常不满地拉开门走了出去。

    我没想到，平时看上去少言寡语的大人竟然这样会说话。连我都没有顾上插口，就把这三个瘟神说得哑口无言，气汹汹地走了。但我知道，这事根本没完。虽然我心里绝对不会答应。我们家祖祖辈辈，除了我这样一个贼娃子，都是正直善良诚实的人，没有人干过一件让人说不出口的事情。正因为我有这样的坏毛病，才被人家抓住把柄，无情地、无限度地被利用，没完没了了。我不知道，明天等待我的会是什么。但我这次绝对要立场坚定，绝不让步。不然，这可比我小偷小摸更恶劣，绝对要被所有的人指着脊梁骨闂的。那还真是活着不如死了算了。这样一想，我就什么也不害怕了。

    一连好几天都没有动静。我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我依然平静地按时上地干活，吃饭睡觉，跟大家一样，过着平平常常，简简单单的生活。

    然而，有一天晚上，刚吃过晚饭，杨明成派人来叫我，我知道还是那件事，但我又不能不去，只好来到队办公室。

    他看见我说，你现在高升了，我也拿你没办法。你爸你妈就把我们挡住了。我连你家的门也不敢进去。现在不是我叫你，是大队主任和支书叫你。我是协助人家工作的，咱们到大队部去吧。

    去就去，我说，你让我到哪去我就到哪去。

    大队部离小队部也不远。小队办公室在村子的正中心，大队部在公路边上。我们两个人走了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大队部。

    大队要比小队大得多。一座四合院，办公室在北面，一排五孔砖窑洞。东面是磨面房，房子里的机器正嗡嗡地运转着，正在磨面。南面是小卖部和酱油醋厂。

    主任办公室在正中间的那孔窑洞里。由于大队部离农修厂非常近，就借农修厂的变压器安上了电灯。办公室里灯火通明，跟黑灯瞎火的生产队形成鲜明的对比。

    主任和支书大概等候我多时了。

    他很客气地把我让在椅子上，还让工作人员给我倒了一杯水。刘明柱笑眯眯地对我说，马吉平，你想好了没有？你不能完全听你爸你妈的。他们懂什么？你要为你的安全和前途考虑。按他们说的把你交到公安局，公安局可是要判刑的，要送到市里的第三监狱服刑的。那像现在在村里一样天天回家，吃住都在家里，多么自由随便，还能挣工分。

    警察对劳改犯，跟批斗不是一码事儿。天天要严刑拷打，干最重的活，连饭也吃不饱。送到劳改队，活着回来的也没有几个，你难道不怕死吗？

    吴兆成也说，他好像不是真的吓唬我，他家的一个亲戚好像就是死在劳改队的。

    我虽然有些害怕，但还是无动于衷。

    我说，你们说得也许是对的，但我爹我妈说的，难道是错的吗？他们说的也是有道理的吧？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呀。

    我们就是要让你做出选择的，杨明成说，你可以选择不干，就跟以前的拆除寺庙，砍伐神树一样。但你经常偷人家的东西，被抓住也不是一回两回了。每一回都是我们保护你，教训你一顿，批斗你一回，你毫发未损地回到家里，吃饭睡觉，跟平常一模一样。但你不听我们的，听你父母的，我们完全可以把你交出去，交到公安局。你是惯偷，绝对会判你重刑的。十年八年能不能见到你的父母还不一定。说不定还会死在那里，连死骨殖都找不到。如果把你交到公社学习班，你非受皮肉之苦不可。如果公社拿你没办法，交到群众专政指挥部，你又不是没有听说过它的厉害，比渣滓洞还可怕。不把你打得断腿折胳膊，你是出不来的。你看着办吧。咱们都是一个村的，我们也不敢把你怎么样，但有人是会敢把你怎么样的。如果你不听从我们的安排，那没办法。因为你不是一个正常人，更不是一个好人。把你交上去，我们完全是有理有据的，绝不是亏待你，你可要想仔细了。

    杨明成的确是名不虚传。确实是有点儿才能，但有才无德，要是使坏，比一般的人更厉害十倍百倍。

    不管你们怎么说，我绝对不能答应。以前的那些事，尽管很为难，我最后也听从了你们的安排。但这样的事情，我如果做了，我是无法做人的。你们看着办吧，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知道，这样缺德冒烟的事情，就算我愿意干，我不光害了自己，连娘老子都害了。我已经让他们丢人败兴，在村里没法做人了。再去无缘无故挖人家的祖坟，我不怕被人戳脊梁骨，他们可是害怕的。所以，尽管我很担心人家怎么处罚我自己，但我还是坚定地说不。

    你可真是咬住鸡巴连萝卜也换不下来了，吴兆成见说不动我，气势汹汹地闂了一句粗话。

    三个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拿我怎么办。他们不约而同地走了出去，到最西边的那孔窑洞里，商量对付我的办法。

    空洞洞的窑洞里，一盏昏黄的电灯下边，我像一截木头似地呆呆地枯立在桌子中间，脑子里一片苍白，好像连点想法也没有了。麻木得像一条冻僵了的鱼，任凭人家开膛破肚，去烧去炖，去煮，去油炸，什么也管不了了。

    等了半天，三个人同时回到窑洞里，刘明柱对我说，你先回去吧，不过这件事不能就这样算了。你还是要好好考虑考虑，不听我们安排的后果。

    我会好好考虑的。我有气无力地说，慢慢地拖着两条好像灌了铅的腿走出了大队院子。抬头望去，深蓝深蓝的天空中，悠悠地飘着几朵云，时而遮住了闪闪发光的星星，时而飘过明亮的月亮，给大地投下一朵漂浮着的阴影。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杨明成就派人叫我来了，我跟着跑腿的来到办公室。他阴沉着脸说，你今天不用上地干活了，我们已经管不了你了，你现在翅膀硬了，今天放你一天假。不过，你不能回家，要你到公社革委会去一趟，看人家魏主任怎么说。也许会放过你的。

    我知道他们的厉害，但还有比他们更厉害的。但这次我是铁了心了，善良的母亲和父亲，以前还支持我的，现在他们坚决表态，绝不会让我干这缺德事。我虽然没本事，也不是什么孝子，但娘老子的话我还是要听的。

    于是，我冲着他说，随你的便吧，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好吧，我还没有这权利送你的，我把你交到大队部，人家才有资格把你交上去。

    于是，我跟着他来到大队部，吴兆成主任亲自带着我来到了公社。

    公社设在公路边。一座大院子，前边是一排瓦房，后边有一排砖窑洞。领导们的办公室就在瓦房里。他们可能提前就商量好了，双方也没有多交谈，吴兆成把我交到办公室，交给新办公室穆主任，转身便走了。

    穆主任对我还很客气，让我坐在椅子上，还给我倒了一杯水。

    我心怀忐忑，哪有心思喝水。不知道人家要怎么处置我。

    过了一会儿，魏主任走了进来，他是原来的办公室主任，夺权斗争以后，他连升三级，一下成了革委会主任。同样还叫魏主任，但早已今非昔比了。

    魏主任，我看到他，赶紧站起来打招呼，因为我是认识他的，想给他一个好一点的印像。

    他赶紧走上前来，用右手示意我，坐下坐下，请赶紧坐下。

    我坐在椅子上，只做了一半，身体直立着，害怕表现出对人家的不尊敬。

    他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咧开嘴笑着说，你的情况大小队长都给我讲了。你们村子很特殊：村子小，十家九亲，大家都碍于情面，工作难以展开，只得请你帮忙。可你又坚决不配合，只好让我来给你做工作，怎么样，还没想通？

    不是想不通，是没法想通。我说，抓阶级斗争，挖反动派的祖坟，这完全就是革命行动，要革命的积极分子来干才对。这么了不起的伟大事业，可你们让我这样一个小偷小摸的贼娃子来干，不是有损于你们这光辉的事业吗？有那么多的积极分子，那么多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子弟，那么多要求进步的人，怎么就单单选中了我呢？你说我能想得通吗？

    你这种想法可就有问题了，他用三个指头敲了敲桌子说，你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们就是要把机会让给你。不要以为我们就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想要革命，想要挖反动分子祖坟的人多了。不要以为我们离开你就没法革命了。而是要让你接受改造，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让你立功赎罪，改过自新，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是个文盲，大老粗，知道我怎么样也说不过你。我总是没理的。但不管你怎么说，让我去挖人家的祖坟，我真的做不到。

    我声音不高，但是坚定地说。

    你这个坏分子，盗窃犯，顽固不化，屡教不改。我看你还是想自绝于人民吧。你怎么敢这样对敬爱的魏主任说话？有你这样说的吗？你有什么资格敢顶撞他？敢不接受他的指令？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一旁的穆主任用手拍着桌子，两只眼睛瞪得比铜铃还大，冲着我大声咆哮着，看样子恨不得扇我两个耳光。

    我没有理他，想起了样板戏里的狗腿子，反而坐回椅子里，把腰杆挺得笔直，眼睛盯着那棕红色的桌面，一句不吭。

    如果我拿你没办法，魏主任说，那就只好交给公安局了。你干的那些事我们都知道。我们人民群众就不管你了，让法律管你去吧。到时候判了你的刑，你可不要埋怨我没有给你机会。

    我知道他们这样威胁利诱我，实际上是舍不得放过我，让我去坐牢的。他要让我当枪使。因为他家和吴兆成主任是亲戚关系。要不然，不会因为吴兆成工作上的事，亲自审问我了：给他施加压力，以革命的名义，他组织不起人，就夺他的权。为了权力，他就可能会自己去挖人家的祖坟的，不会让我替他当炮灰的。当然，因为我是盗窃犯，他也不是吓唬我，把我交出去，我判刑是一定的。当然，公安局现在的权利，一点没有群专指挥部大。群专指挥部关的人要比看守所关的人还多。公安局是不敢随便到群专指挥部抓人的，除非他们主动把坏人交出来。

    你随便吧，不管什么人，要让我挖人家的祖坟，我绝对办不到。

    我说。

    你说什么？穆主任恶狠狠地说，什么挖人家的祖坟？这叫挖反革命反动分子的祖坟懂不懂？像你这样的坏人，你们家的祖坟也该给挖了。

    我一听这话，实在是按捺不住了，气忿忿地说，你想把这缺德冒烟的事情也强加在我们头上。虽然我不是什么好人，但我们家可是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你为什么不会挖你家的祖坟？你要把你家的祖坟挖了，我就挖我们家的。

    听到争吵声，屋子里一下进来六七个人，都是年轻人。穆主任大概没有想到我敢顶撞他，扑的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气急败坏地咆哮着，你说我们的革命行动是缺德冒烟，你对革命是什么态度？你还想挖革命者的祖坟？你这个反革命坏分子，看来不教训你，你是不服气是不是？你还想挖我家的祖坟，你是谁？我是谁？霍家山是谁？能相提并论吗？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了！

    话没说完，他冲过来冲着我的脸，啪地就是一记耳光。

    我一下火了，虽然经常被人批斗挨打，但那确实是我的错。而这挖祖坟的事，我没有一点错。我也站起来，愤怒地说，你是办公室主任，革命干部，比土匪还坏，凭什么打人？是你说要挖我们家的祖坟，不是缺德冒烟吗？谁家的祖宗也不能挖！千百年里哪有挖祖坟的人？就算是土匪恶棍，日本鬼子的祖坟，挖了也是缺德冒烟的。从来没有这样干的，只有你们这样的人才敢干。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几个红卫兵一拥而上，把我从身后抪住掯在桌沿上，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打。雨点般的拳头打在我的头上，打在脸上，打得我晕头转向，头脑“嗡嗡”地作响。我高举起双臂，抱住头，以减少这无情的革命的拳头的打击。

    这时，魏主任喊了一声，别打了，别打了。

    这些人才停下了手来。

    魏主任拿了几块卫生纸走到我跟前递给我，让我擦着从鼻子和嘴角流出来的血。冲着我说，马吉平，我要你仔细想一想，这儿的人可是多了，不是一个两个人。你想一想你刚才说了什么？你可要对你说的话负责的，仔细想一想，不要忘了。

    他的声音很轻，但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像一声声洅洅的惊雷，从我头上炸开：我真是慌不择言，饥不择语，愤怒之下，信口开河，说了几句完全可以给我带来危险的话。但现在绝对收不回去了，就像水泼在地上一样。

    我慢慢地用卫生纸擦拭着血迹，一言不发，只能听他发落了。

    连土匪恶霸，日本鬼子的祖宗也不能挖，挖了就是缺德冒烟儿。你想一想，这是什么言论？这是反革命言论！如果在这以前交出去，你顶多是一个盗窃惯犯，现在性质就变了，你可就成了现行反革命了。你连进群众专政指挥部的权利也没有了，只能把你交给公检法了。现行反革命是什么罪？会有什么样的下场？恐怕谁都清楚，你也不傻，你看着办吧。

    他冷冷地说。我觉得他牙齿缝里冒出来的都是一股一股的寒气，像一柄柄的刺刀，直接刺进我的心窝里了。我知道，现行反革命是那个时候最严重的罪名，要比杀人放火爆炸投毒判得都要重。有不少人因为这个罪名而被枪决了。

    好死不如赖活着，我还有年迈的父母。我可以受苦受罪，受累受气，但我真的不想死。可我说了这么几句该死的话，完全就是自掘坟墓。想到这，我的脊背上一阵一阵地冒着寒气，两条腿也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真怕他把我交到公安局。说不定哪一天西门外法场上，我的头上就会吃进两毛钱的一颗洋花生，白的红的脑浆瘫了一地。气得半死的父母跪在河滩里，给我收拾尸体，还要交两毛钱的子弹费！

    我听你安排，我该死，我不该胡说八道！我不该跟你们这些了不起的革命者顶嘴。我一定按你说的去做，全心全意，不打折扣。只要您不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别说挖祖坟了，让我杀人我都干。

    我几乎是大声地，恶狠狠地表了态。

    你他妈的又在胡说，我看你还是欠揍。穆主任恶狠狠地说，我们是让你革命的，不是去让你杀人的。谁让你杀人了？你还想当杀人犯呀？

    狗腿子往往比主人更要恶劣。为什么人们都喜欢养狗？狗就是这样在主人面前表现的。狗仗人势，我落在人家手里了，百口难辩。

    我赶紧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确实又在胡说。我昏了头，我再也不乱说乱动了，只有规规矩矩，立功赎罪，接受改造。

    好吧，魏主任说，你今天说的这一切，我们就不记录在案了。更不会上报，就等于你没说好了。但你以后要吸取教训。对你们这种人，你们要永远记住一句话，永远要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一切行动听指挥，不能讲价钱，不能给条件，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我永远要铭记在心里，我向您保证。

    我赶紧表态说。

    好吧，这事我们也不管了，你回去到大队找吴兆成，刘明柱，听他们的安排吧。

    你要干得好就干，要是干不好，就算不把你送到公安局，送到群专指挥部，但公社的学习班你是注定了，不要跟我们耍花招。

    穆主任在我背后大声警告我。

    我不会的，我一定不会的，一定听你们的。

    我边说边保证，走出了公社大院，回到村里，赶紧到大队部报道。吴兆成和刘明柱很高兴，他们一致同声说，还是人家公社的魏主任有办法。他们领着我找到队长杨明成，安排我去挖霍家山家的祖坟。

    杨队长也很高兴，让我赶紧行动。我也不敢回家去，不敢让父母知道。就在杨明成家，拿着镢头，铁锹和一把斧头，来到三道垴霍家山的祖坟前。

    坟地坐东朝西，面积并不大，看样子是三代人。最西边的那座坟可能就是霍家山父亲的。我们这里强调入土为安，不管再有钱的人，修建的也都是土坟。不像现在，一般的人也要修建砖坟，甚至是石头做的坟墓。更没有水泥钢筋。所以虽然是高官，但他们家的坟墓也跟普通人的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坟地四周栽着柏树，非常挺拔，拱卫着坟墓。

    本来，这么大的革命行动，是要组织全体社员来围观的。甚至要让记者来采访的，但他们让一个坏分子来干，而不是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实在是偷来的锣不敢敲。只能在几个干部的监督下，让我一个人来悄悄地做。只是不知道杨明成从哪里拿来的照相机，不停地按着快门。

    是不是所有的坟墓都要挖，还是只挖霍家山父亲的？要是全都挖，恐怕一时半载是挖不完的。我看着祖孙三代的坟墓，犯愁地说。

    远的就算了吧，刘明柱说，主要是他的老子培养了一个反革命分子，所以把他老子的坟墓挖了就算了。其他人也没有培养反动和反革命分子。他的老子是有罪的，他的祖父和曾祖父，谁知道是些什么人，就免了吧。

    其他两个人也没有说话。我赶紧挥起镐头，先把坟墓跟前的祭桌撬开，下面底下就是通道。我便用镢头一镢一镢地刨挖起来。这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挖开的，三个人也等得不耐烦了。杨明成帮着我把立在坟墓前的那块石碑搊倒，对我说了句，我们走了，你要赶紧挖，不能拖了工。

    可是，我低声对他说，你准备给我几个工？这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挖完的，我也实在不容易，你能不能多给我几个工？

    六个工怎么样？他回头对我说。

    太少了，我赶紧说，你让我赶工期，我不吃饭，不睡觉一定加班，赶紧完成你的任务，但你得给我个加班费吧。六个工就是连明昼夜不休息也干不完的。我说，你想，埋葬一个人，得有多少人干？还是往里边填土；我现在是往外翻土的，要比埋葬人费力得多了。

    好好好，你说得也对，就给你记十个工吧，可你得抓紧啊，不要嚤拖拖的磨洋工。

    好吧，我说。

    他们都走了。我瘫坐在地上，摸着胮得胀乎乎的脸，看看坟墓上随风摇曳的蒿草，欲哭无泪。知道什么叫祸从口出：如果自己不急不择口哪能有这种结果！可是转念一想，我要是硬着头皮不干，不管是公安局还是群专指挥部，都没有我的好果子吃。这不过是在干活，要比跟着生产队干活划算多了，最多也不会干十天的。除了名誉上不好听，还不跟平整土地一样呀？经济上是很划算的。为什么一定要跟人家顶着干呢？又不是挖自己家的祖坟。虽然他的名字叫霍家山，但跟无主祖坟差不多。虽然城里有他们家家族的人，但现在这种形势，他们都自顾不暇，还能管他们祖坟的事情？想到这，我反而觉得自己以前是多么的傻，何必要白白挨人家的耳光呢？顺着人家的指令去做，能留个好印像，工分说不定比这个还要高的。杨队长倒是这点算是好的，从来不在工分上跟我计较，只要在行政上听他的命令就行。

    马吉平啊，父母老了，不明事理，你怎么也要顺着他们听从他们的了。人家打你也是应该的，因为你实在太傻了。

    想到这儿，我的心里似乎又平衡了，一下干劲倍增，挥舞着镢头，很快就把墓道挖开了。又用铁锹，一锹一锹地把土扔到两边。这样一直干到中午，我才回到家。父母问我今天干什么去了，怎么没见我去上地。我谎称说，大队抽调我到毓猪场去帮忙，饲养员请假了，我要替他好几天的，暂时不会到地里去干活了。

    我从来不撒谎，第一次撒谎，父母完全相信了。这次干这种活也很机密：除了我，只有几个干部知道，社员们都不知道。所以就能顺利地瞒过父母。

    在我干的中间，几个干部几乎每天都要来查看。杨明成拿着照相机，每来一次就拍一张照片。他要给他组织上去汇报。三个人都同时叮嘱我，等把棺木挖出来的时候，一定要给他们打招呼。

    就这样过了不到一个星期，终于挖到内部了。我只是半息半干磨洋工。不敢干得太快了，让队长觉得我得到的工分太多，后悔了再扣我的工分。

    我借着从道口透进来的光，看见棺材已经沤掉了。木头盖子也塌下去了，压着下边的骨头。我不敢动了，缺德冒烟四个字又重新涌上我的心头。我又为我的想法而羞愧：不管能挣多少工分，这种害人家八辈儿祖宗的事，真不是人做的。

    我吓得赶紧给那两副棺材跪下，嘴里喃喃地说，霍家老爷子，请你们原谅我吧，原谅我干的最缺德的事。让你们死了都不安生。你将来要惩罚我，让我下地狱，下油锅，上刀山，怎么都行。这全是我自己一个人干的缺德事，跟我的娘老子没关系。你们老两口子可千万不要怪罪于他们，我也是被逼无奈啊。我不愿意挖你们的坟墓，还被人家打了一顿。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你们就原谅我这一回吧。原谅我这个败家子，丢马家的人，败马家的性。害得你们死无葬身之地。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一阵阵阴森森的风，从墓道里吹进来，吹得我毛骨悚然。浑身打颤，好像浑身的血液也凝固了。我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几乎是手脚并用地从墓道里爬了出来。一下瘫坐在刚挖出的黄土上，好像快要断了气似的，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休息了一会儿，我渐渐地缓过来了，身上似乎也有了一些气力。便赶紧回到村里，向杨明成汇报。他赶紧去叫来了吴兆成和刘明柱两个人，我们一块来到霍家山的祖坟跟前。

    他们三个人探头朝里边看着。

    该怎么处理呢？吴兆成问杨明成。

    怎么处理？按照城里造反派的经验和他们的指示，骨头不能保存，一定要扔了。这叫扬灰灭迹，从根子上消灭反革命。

    杨明成坚定地说。

    那就赶紧行动吧，刘明柱看着我说。

    来的时候，杨明成让我拿了几个化肥袋子，好装尸骨头。

    我赶紧拿着袋子，钻进坟墓里，根据棺材头上的图案，判断出男女主人。先拿一根有绿色图案的袋子，把男主人的骨头一根一根捡着装到里边；又拿出一只有红色图案的袋子，把女主人的骨头一根一根地捡起来装到里边。袋子很大，每个人装了一袋子。我一只手提一袋子，把他们的死骨头拖了出来。

    怎么处理啊？我拿着袋子问杨明成。

    前边不是一条沟吗？他说，倒在沟里就算了。

    好吧，我说着，一只手提着一只袋子，走到坟地前边的沟口。但我还是多了一个心眼。我并没有提起口袋去倒，而是抓住那只有红色图案口袋的口子，使劲儿一扔，只听“咚”的一声，扔到沟里不见了。我又朝前走了几步，抓住有绿色图案的另一只口袋，也扔到沟里去了。我拍了拍手上的土，来到他们跟前。

    你的表现很好，刘明柱说，杨队长，给他多记几个工。

    也就是，一个人挖这么大的坟土，不是件容易的事，吴兆成也说。

    没有问题的，杨明成说，我事先已经告诉他了，一定要给他比平时的工分要高得多，算是对他的奖励吧。

    我拿起工具，跟在他们屁股后边，回到了村里。

    杨明成格外开恩，说我辛苦了，让我休息一天再上工。

    当天夜里，我不停地在做着噩梦。一会儿看见霍家山领着返乡团带人回来了，举着枪正在枪毙我；一会儿看见他的老父亲活了，说我把他的房子拆了，要我给他重新建房子。他的老母亲指着我的鼻子大声闂着非常难听的话。一会儿看见几个张牙舞爪的恶鬼，抓着我的双臂，拖着我的双脚，把我拖到一个阴森森的阴曹地府里，正在接受阎王的审问……一夜噩梦连连，让我心惊肉跳。

    真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做了亏心事，自己也不会放过自己的。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我背着父母，悄悄地拿出了家里藏着的香和白纸，揣进怀里，到水瓮里装了一壶水。到供销社买了一盒饼干，来到霍家山的祖坟前。我把这些祭品先放好，抓着沟坡上的小树，慢慢地从沟上爬到沟底下，来到扔尸骨头的地方。我之所以分开扔，就是怕把两个人的骨头混淆在一块；之所以装在口袋里，是不愿意把他们的尸骨头扔掉。不然，我的良心一辈子都要受到谴责的。就在我答应下来挖坟墓的时候，已经早就想好的。现在就按我想好的办法行动了。

    我下到沟里。还好，因为我是整袋子扔下去的，而且袋子口朝上，骨头基本没有掉出来几块。我把洒落在袋子周围的几块骨头，又分别捡起来装进去。又用家里带来的细绳子，把口袋扎紧。借着山坡上的小树，背了两趟，才慢慢地把扔到沟里的两个老人的尸骨头又重新背了上来。

    我看着两个人的骨头，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可能不会来检查了，因为那么深的沟里，他们也不会下去看的。现在怎么保存他们的骨头不被发现？想来想去，上边有生产队的一片树林，非常浓郁，一般人轻易不到里边去。我拿起铁锹，把两个袋子绑在两头上，放在肩上担起来。从树林子里走进去，走了好长一段路，觉得比较安全了，才放下来。正中间有一小块空地，没有树木。

    我便把袋子放下来，拿起铁锨，用力地挖了起来。好在刚下过雨不久，土地还不太硬，很快便挖了一个深深的坑。我又返回去，来到墓道里，把原来准备的另外两只化肥袋子拿出来，重新回到林子里。正好四个袋子，每两个的图案都是一样的。我把红色的图案和绿色的图案，两个袋子分别套在装骨头的两只袋子外面，这样就增加了它们的厚度，不容易被损坏。我又用细绳子把两个袋子重新扎好，图案朝上，并排放到坑里的。又把挖出来的土回填进去。看到周围的树都是槐树，而不远处有一棵小柳树。我知道柳树的生命力非常强，很容易存活。就用铁锹把它连根挖出来，栽到这个刚埋好的坑上边，又用土把根部包好。

    做完了这一切，我跪在小柳树面前，把饼干摆在树根前，拿出白纸，用火柴点着，又把手里的香点着，插在土上，使劲地磕着头。嘴里喃喃地说，老人家，我能做的也就这些了。你们先就在这里安息的吧。我给你们换了一个新家，这个家不如原来的家好，你们也就凑合着先住着吧。等我有条件了，有办法了，也没人管了，我一定让你们回到原来的家里，就请你们原谅我这一次吧。不要怪罪于我，更不要怪罪于我年迈的父母。他们跟你们一样，也都是善良正直的好人，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

    我心里不断地默念着几个字，绿男红女，绿男红女……

    林子里刮来一阵风，刚刚栽到坟坑上的小柳树，也随着风轻轻地摇曳着，发出“嘶嘶”的响声，好像是两位老人听懂了我的话，是他们发出的声音。我好像心里也得到了安抚，平静地，长时间地跪着，跪了很久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