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大公桥（252）

    悠悠大公桥（252）

    ▲上岸的旅客

    作为荆江和川江航道的重要节点，宜昌是长江上中游重要的中转码头。从上游峡江来的五倍子、桐油、毛皮、山货等要在这里从柏木船上卸下，换成更大的大船运到下游的沙市、汉口，甚至更远的南京、上海；返程的木船则要捎上布匹、食盐、煤油等日常用品进川。

    春天长江发了“桃花水”，江边的那一大片河滩沙坝就被上涨的江水容纳了。冒着黑烟的洋船和大大小小的木帆船就会把长长的岸线挤得满满当当。顺着“礓（jiang）礤（ca）子”一步一步走上岸来就是河街。商品的集散带来了河街的繁荣，挨挨挤挤的吊脚楼是各种铺子的门面：民国时的河街，有开茶楼的、经营小酒馆的、卖杂货的、出售各种精制竹藤皮箱的，还有大量桐油生漆等山货的货栈。每家铺子门前，都备有小木盆、帕子和竹壳的热水瓶，好让下船的旅客洗去轮船的烟尘，也是服务到家了。

    因为这位兄长目前还在主撰《大公桥街道志》，还要应付各路媒体采访，还有不少应酬，也是忙得很。得知笔者在写这部《悠悠大公桥》，还是答应笔者的采访，谈些宜昌码头的江湖故事，也说些他依然记得的那些有关大公桥的隐秘往事。因为众所共知的缘故，笔者不得不在文中抹去他的名字，因为他曾经是那里的一名便衣警察。

    1979年到1984年，正是改革开放初期，深圳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正在“摸着石头过河”，也是农村粮食增长最快的时期；因为经济重心向东部沿海倾斜，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迅速拉大；虽然新中国已是而立之年，但思想解放和“开放搞活”却使得这个国家充满了理想的气息、青春的活力和少年的张狂，社会秩序也出现了无序和混乱，民众就有了越来越大的诉求。

    正是基于加强车站码头和市场秩序的考虑，我就在那几年从单位抽调出来，在大公桥派出所当上了一名人民警察。参与过“反扒”“反盗”“打黑”“扫黄”“审查”“遣送”，也参与过从全国到全省、从全市到派出所组织的各种行动……也正是因为在派出所的那些年的经历，对宜昌码头文化就有了更深的理解，对那个时代所发生的那些光怪陆离的事情、鱼龙混杂的人物也有了很深的感触。

    当时的大公桥到九码头，是宜昌水上客运两大港口，既有“汉（口）宜（昌）”“沙（市）宜（昌）”这样的中短线，也有跑“沪（上海）渝（重庆）”航线的江字号大船，更多的是从鄂西的巴东、川东（渝东）巫山、云阳、奉节等地坐船到宜昌，再转火车或汽车四散而去，一时间，三教九流在这儿聚集；尤其是在大公桥附近水陆联运以及金山银海等集贸市场崛起以后，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

    据《伍家岗区志》记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每天通过码头进出宜昌的流动人口就有数万之多，码头流动人口增多直接的带动了从大公桥到十三码头一带商业的发达、市场的繁荣，光是为了满足流动人口的住宿需要，那一带就出现了30多家大大小小的旅馆、招待所，也带动了批发市场的崛起和各种娱乐业的兴起。

    要知道有水的地方，就有灵气；有码头的地方，就有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