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大公桥（209）

    悠悠大公桥（209）

    ▲客人来了

    黄世荣的突然去世，给宜昌公安机关下一步的计划出了个难题：因为没有了“万能情报员”，对方肯定会产生怀疑，引起警惕；同时敌特机关也已有一年多没有主动与黄世荣联系。虽然黄世荣在去世前的1960年11月还曾经以自己患病住院为由，给香港情报机构去信要求援助，可也一直没得到回复，也就陷入了僵局。

    1959年至1961年，大陆因为发生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发展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加之中苏关系日益恶化，中国的形势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难当中。1961年7月11日，蒋介石在日月潭召见“参谋总长”彭孟缉及“副参谋总长”马纪壮时表示：“建设台湾为的是反攻大陆，否则我可以不干。当前革命形势对我有利，过去在台12年，虽有机会，但没有现在的形势有利，再不奋斗打回去，则决回不去了。”在这样的考量下，为了真正研拟“反攻大陆”的相关作业程序，蒋介石开始思考启动最高机密—“国光计划”。

    也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台湾驻香港情报机构于1960年12月给赵福兴（因为黄世荣在狱中向对方汇报过自己在山区工作，信件可以让他师傅转交）来信，也就是以原来同事的名义问候黄世荣的近况。市局敏锐的感觉到这是一个机会，决定采取“移花接木”的方式，让赵福兴给敌特情报机关回信，继续与对方进行周旋。

    1960年12月23日，赵福兴以“黄世荣的师傅”名义、以“报丧”为基调给对方回了一封信，埋怨对方对黄世荣在病情严重之时向他们请求经济援助久拖不复，致使不治而死。按照政保科的情况分析，估计对方有以下动作：一是认为“报丧信”有诈，中断或暂时中断与黄世荣的联系；二是会给黄世荣的师傅和舅父来信进行核实；三是继续给黄世荣来信试探实情。

    果然不出意料，从黄世荣死了以后到1966年9月的六个年头里，敌特情报机关会分别给赵福兴和李达祥来信询问情况，回信以后就不再联系。随着文化大革命期间，内地与香港的通信十分稀少，也就中断了联系。虽然随着宜昌公安局经过了“军管”，很多从事政治保卫工作的干部被调离公安系统，可是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这个鄂专（丙字）18号案件一直被处于绝对保密的状况之中。

    一晃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随着葛洲坝工程的兴建，三峡工程也在准备上马，加上从六十年代以来宜昌建设了很多三线单位，境外的敌特机关就对宜昌越来越有兴趣，也就有了收买援外人员，回宜后为其窃取情报的案件时常发生。1972年3月18日，几乎消失的台湾驻香港特务机关突然以“九龙金钟理发厅宋某”的名义给“宜昌市环城路4号赵福兴师傅转黄世荣先生收”一信，信中说：原来黄世荣在香港理发业的同行好友“阿祥”结婚了，孩子也有了好几个，生活也过得很好，就是思乡之情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