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大公桥（197）

    悠悠大公桥（197）

    ▲训练班合影

    随着解放军势如破竹的攻势，蒋介石不得不退居台湾一隅，然而他做梦都想反攻大陆，从登岛的那一天到他去世闭眼，这就成为支撑他的精神支柱。想想也是。本来是堂而皇之的中华民国总统，一转眼成了台湾小岛的岛主，心理落差可想而知，平常人都会对自己不如意心生嗟叹，何况纵横捭阖的蒋总统。所以当他在1975年3月29日口授遗嘱时，还念念不忘：“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光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

    1949年撤退到台湾伊始，蒋先生向跟随他狼狈撤退的军民喊出了“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一方面号召各地的残余国军伙同当地土匪举行叛乱，一方面厉兵秣马重整军队，时刻准备反攻大陆；一方面网罗、训练和派遣大批特务潜回大陆，刺探军情，制造混乱，准备接应国军随时可能发起的反攻。

    尤其是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盘踞孤岛台湾的蒋先生大喜过望，认为反攻大陆的时刻已经到了，开始疯狂地向大陆派遣潜伏特务。据台湾情报机构领导人谷正文回忆：当时他舍弃了保密局正规训练特务的方式和人员取得的管道，而是从成千上万从大陆流落到台的单身流民中挑选材料，送到台北近郊的“蓝天海水浴场”附近的情报局所属秘密基地，接受情报训练。

    训练的内容除了基本的游泳和潜水训练以外，主要是爆破、暗杀、搏击、通讯，以及若干简单易学的情报技巧。因为急于求成，加上人员参差不齐，只要短短几个月，训练好一批人，就马上派他们去“反攻大陆”。可由于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深入展开，又加强了边境防卫，发现和活捉了不少派遣特务。台湾情报机构的大规模反攻行动，实质成果相当有限。

    比如1950年经过蒋经国在台湾草山举办的特务训练班训练的莫家钦被送到香港以“合法身份”领取“工作证”后，经边境口岸潜回宜都，企图与“湘鄂川边区反共游击军”瞿波平匪帮取得联系，并筹建“湘鄂地下军”，还公然鼓吹：“在1950年冬季要反攻大陆，要在上海过年。”

    比如1951年10月26日，随同蒋军逃到台湾的陈天佐参加了蒋经国主办的“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后，以偷渡的方式从大陈岛潜入浙江海门，然后持特务机关为其伪造的从上海迁回宜昌的“迁移证”潜回宜昌。可是沿途见到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和良好的社会秩序，在回家见到母亲之后，即向公安派出所投案自首。

    比如1953年12月，台湾中委会派遣“四川省党务委员会委员”王立从香港潜回大陆，给其的明确任务是：“发展并建立重庆、成都、万县等地的组织，建立宜昌、汉口、长沙、上海等地的工作站”，这进一步表明：“敌特机关视宜昌为”敌后战略派遣”的重点地区”。

    不过，对于台湾情报机构而言，寄希望最高的无疑是那个经过三次特务训练，被称为“万能情报员”的曾大钊（这是黄世荣在台的姓名），给他的任务是“长期潜伏，不求近功，着令其在宜建组建台”。

    一场国共的博弈即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