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大公桥（151）

    悠悠大公桥（151）

    ▲1948年发行的金圆券

    刘统在《中国的1948年》一书中写道：“如果说1947年是转折的一年，1948年则是决战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中国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当年下半年连续进行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的重兵集团被解放军一个个歼灭，方面完全丧失了进攻的能力，转而求和。则更加坚定了决心，要打过长江，夺取全国的胜利。”

    可是那年夏天在宜昌还嗅不到解放战争的硝烟味，只不过参加“宜昌戡乱委员会”成立大会的所有县参议会在宜全体参议员、县商会在宜全体常务理事、县政府科级以上以及地方头面人物却已经感觉到了内战的乌云密布。“宜昌戡乱委员会”设在县参议会（原址在原宜昌县政府，现宜昌三中院内），主任委员是参议长龙汇东，副主任委员是县长帅云屏、国大代表全敬成。常务理事是张懋周、秦心一、居于香、胡修明、刘代耕、皮秋宾等人。上述组成人员中商界人士居多数，其目的是便于摊捐派款，征粮征实。

    据张懋周在《昙花一现的“宜昌戡乱委员会”》疑问中披露，当时国军中贪污中饱，营私肥己的比比皆是。从1946年潘文华军团驻宜所派刘敬副师长，“就任不久，就在燕子窝兴建私人住宅一栋，此外盗卖砖瓦木材，纳入私襄财钱不计其数。”而孙震兵团换防后，派少将政工处长范龙勷料理一切军民联系事宜：“此人也属华而不实的贪污能手。例如，每次搞公民训练，无非是体操、跑步，他偏要持枪训练，要民众自己出钱买枪。宜昌土城（东山上）一带是修了又修，培了又培，还要敷衍故事，征工、征料，大兴土木。其结果是商会认捐，他从中得利。解放前一两年，附加捐多而且重，其原因盖在于此。”

    张懋周回忆说：1949年冬，六十四师师长兼宜昌警备司令易谨，因解放军南下，武汉吃紧，部下官兵将近4个月没有领到薪饷，他派副司令陈瑞鼎找商会借硬币2000元作伙食费。当时人心惶惶，筹款不易，鉴于宜昌闹过兵变放抢的事，唯恐重演历史悲剧，由我和几位常务理事出面奔走，分头商借，向各大商号和县银行筹措。大家权衡利害，体念我们左右为难的处境，同意借款，终于凑齐2000银元，应付过去。

    尤其是到了1949年初，北平、天津已经解放，淮海战役之后，军队已经溃不成军，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下，全国解放已成定局。宜昌人心浮动，商界正在惶然不知所终，和平解放是人民的衷心愿望。张懋周写道：“当时商会理事中识时务者都主张照北平之例，倡议和平解放，迫于龙汇东同意在通电稿上签名。龙尊三、居子香也相继签了名，我是主张和平解放的，当即签了名。接着签名的还有胡修明和刘代耕。不料有人告发，绥靖公署政工处立即派官兵20余人来商会搜查出电稿，欲将前三名法办，其余听候发落。吓得龙汇东、居子香连夜逃跑。”

    在此关头，宜昌县长帅云屏还主持召开了“宜昌戡乱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针对“戡乱”经费，决议开源节流，在追收应缴未缴的各项捐税的基础上，还规定征收货物进口税，加收出口货物税；同时加收城市防捐一个月；加收营业税一个月，也是穷凶极恶，杀鸡取卵，不顾后果。到最后就和当年宜昌工商界中流传的四句话说的一样：“戡乱戡乱，越戡越乱，戡戡乱乱，终归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