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大公桥（138）

    悠悠大公桥（138）

    ▲据说这是民国时的大公桥码头

    偶尔看史料的时候，注意到“西陵社”的幺爷屈仁声在《洪帮“西陵社”与王泉山》中提到过的那个江西帮工头贺元昌。那个家伙生性残暴、打起架来不要命，民国元年（公元1911年）加入江西帮，在宜昌打了30年的码头，自然很有名。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为抢占大阪码头，他带领江西帮打死码头工人廖春发，打伤8人；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为了强行介入中水门码头的盐包搬运，他带领江西帮100多人与对方械斗，打死工人王大贵，打伤14人。是不是有些电视剧《上海滩》、《刀锋1937》的意思？

    这样打来打去，其结果是部分头佬经过暴力行动获得了越来越大多的码头份额，也获得越来越多的货源，因为有了钱，有些头佬就可以专门雇用一批打手，冒充工人留在码头上，平时不参加搬运装卸，以便“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在械斗时发挥作用，使得“打码头”从此带有职业化性质。

    而整个工人阶级队伍经过头佬的煽动，又有“讲义气”的宣传，加上保卫自己码头的信念，就使得工人与工人之间、码头与码头之间视如仇敌，平时就怒目相对，一旦引起纠纷，纷争械斗现象就在码头上随时可能发生，就有了“扁担帮”“棍棍帮”“斧头帮”“菜刀帮”的出现。除少数发生重大伤亡的须经见官裁定外，各码头大佬大都私下了结。一般都会选择在西陵社的茶馆里“吃讲茶”，了结既要商议赔偿金额，以安抚受伤人员及死者家属，也要当场赔礼道歉。

    由于码头帮会组织众多，各帮之间不仅会有摩擦，也会为了争夺地盘、争夺资源而“打码头”。打码头实际上是帮会内部一方面依靠官府，一方面依靠社会势力拉帮结派，为了某个地盘的控制权、某个码头业务的管理权而组织的械斗。像贺元昌那样大打出手、出了人命的械斗倒是不太多。平时殴斗之中骨折流血、伤人致残的打码头更是数不胜数。就是有些弄不明白，那个时候人如草芥，打死人怎么也没人管？不仅不以命偿命，连监狱也不用坐，正是咄咄怪事！

    为争夺地盘而引起的械斗实在太多。追溯到最开始，可能就是江西帮与顺治力行为争夺镇川门码头而发生纷争，双方都动了武。在械斗时顺治力行占据城墙制高点，用滚烫的稀饭往在城下发起进攻的江西人身上泼，险些酿成大祸。这场械斗顺治力行占了上风，然而打官司却败诉，从此不得不永久让出了镇川门码头。

    为争夺货源而引起械斗也有无数例子。例如1936年，江西帮和中水门两码头为抢运盐包而发生殴斗，当场打死工人王某，轻重伤工人10余名。1947年，镇川门和小北门两码头因抢抬木耳而发生殴斗，重伤6人。此事刚经调解平息，次年双方又因抢抬红糖而再次产生内讧。两码头虽然同属一个支部，却各为其主，这次打得更凶，双方各有六七人负伤。为此，小北门的码头工人决定7天劳动所得不分帐，用这笔钱请律师万某代与江西帮的头佬贺元昌对簿公堂。

    又回到1947年春夏之交的那个晚上，海员装卸支部本帮（江心）和武穴帮（码头）两支工人队伍为抢装英航轮的煤油而发生殴斗，由于武穴帮事先得到了确切的情报，提前做好了准备，就严阵以待，打了海员装卸支部的那些码头工人一个措手不及，其中工人黄某被对方用斧头大力劈伤，肚肠尽出，经紧急抬到滨江路上的普济医院（今水上公交分局）抢救，才幸免一死。那种疯狂、残暴和草菅人命的打码头械斗光是想象就有些触目惊心。

    罗洪波是宜昌市码头研究的资深专家，更是早在2003年就在宜昌第一个提出“码头文化”的首倡者。他的力作《宜昌码头文化探源》和《宜昌码头民俗》等文章，因为种种原因未曾深谈过去的码头帮派和“打码头”的械斗，但我们在交谈中却经常提及。和他所说的一样：临水而建的宜昌城，码头的烙印深入每一寸肌理；只有在当今社会，才能让打码头的过去成为故事、变为记忆。

    所以才说新中国新社会是换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