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大公桥（131）

    悠悠大公桥（131）

    ▲二马路码头

    《宜昌地名志》解释说：（大公路这里）原为古城南郊。1852年以后，川盐运销鄂境，成批的川江木船必须在宜停泊揽载，因而这里沿江一带遂辟为码头或堆货场。今隆中路、力行街一带则成为船工及码头搬运工人的集居地。1876年宜昌辟为通商口岸后，宜昌商业中心由古城（在今西陵街道办事处辖区内）逐渐向南发展。

    1917年商埠局成立不久，即在大南湖南岸修建了一马路，1927年后，又在沿江一带修建了大公路、复兴路（现皆并入沿江大道），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惨遭日本侵略者践踏的老城区急剧萧条，商业中心已移至通惠路、南门外正街、二马路等处，因而临近商业中心的大公路一带，商业市场也渐趋活跃起来。

    由于轮船航运业快速发展，由船埠公司、洋行、海关、医院、教会和商号新建的“洋码头”就从大南门外沿江而下纷纷崛起，加上原来的码头帮派，由此而产生的力行、帮会更有“九帮三十六码头”之说。江西、汉阳、武穴、黄孝、襄阳等外来势力在码头形成各种帮派，形成相互制约、封建把持的同时，又将江南文化、荆楚文化与三峡文化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宜昌特有的码头文化。

    据张常武在《漫话宜昌码头》一文中介绍：随着洋码头的形成，最先出面组织搬运业务是宜昌人郭家典（即郭老黑）。他于宜昌开埠有汉（汉口）宜（宜昌）班轮后，即组织了一批闲散劳动力，为招商局及以后的川江轮船公司服务。装卸搬运货物全用杠子、扁担等。对码头工人采取按工计酬方法。也用发散筹计件的办法，以吸收大批的劳动力来“扛码头”。随着轮船货运量的增加，洋码头的搬运队伍亦不断扩大，外地的谋生者纷至沓来。

    外来人首开洋码头搬运业务的是汉阳帮。早在满清末期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太古、怡和洋行轮船来宜开辟业务，汉阳人陈永华（即陈老六）带来一批本乡人，在太古、怡和等外商轮船公司码头服务，因而被称为“汉阳帮”，其范围为二马路江边码头以下至强华里江边码头区段，这里也是当时洋码头中码头搬运业务最为繁忙的处所。

    随着轮船货运量的增加，郭、陈二人在这一带洋码头平分秋色，此消彼长。按照约定，郭家包华商，陈家包外商，繁衍成为码头上两大家族。陈家在和光里建住宅，下传至第二代；郭家在日新里等处建住宅，下传子孙竟有四代。抗战开始后，郭家码头随着华商轮船公司的鹊起而兴盛，而陈家码头则随着外轮公司相继收业而衰败，到战后已是郭家的一统天下。

    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武穴人陈耀峰和陈炳记先后来宜昌建立装卸组织，包揽轮船江心装卸业务。陈耀峰依附太古洋行，陈炳记依附怡和洋行。他们手下工人多为武穴、蕲春人居多数，统称为武穴帮。与此同时，孝感人祝允友清宣统年间（公元1909-1912年）应邀来宜，在郭家码头做工发迹。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后，邀本乡并吸收黄陂农民多人，建立三北轮埠码头搬运组织，故称“黄孝帮”。在大公桥附近的盐局专业码头上从事搬运的工人以襄阳人为主，因而称之为“襄阳帮”。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宜昌开埠前后，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土洋码头帮口林立，各有各的管域。除了镇川门的江西帮、杨泗庙的天门帮、怡和太古的汉阳帮、三北的黄孝帮、盐局的襄阳帮、江心装卸的武穴帮、西坝的川帮外，其余从紫云宫、青龙巷，过小北门、中水门，再过小南门、大南门，还有一马路、大公桥滑坡煤码头的各个搬运装卸组织统称为“本地帮”。而原来的“四关八码头”，早已变成了“九帮三十六码头”的新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