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大公桥（101）

    悠悠大公桥（101）

    ▲1901年在上海外滩的招商局大楼

    其实，在整个抗战期间，比民生公司更为惨烈、更为悲壮、更为勇敢、更为令人难忘的还是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1月17日，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授意，在上海成立的那家国家控股的轮船招商局。

    从1876年，清廷用白银222万两收购美资旗昌轮船公司旗下的7艘海轮、9艘江轮及各种趸船、驳船、码头、栈房等作为轮船招商局（也就是解放后的长航局）的家底，到抗战开始前，招商局已是我国最大航运企业，拥有众多大型船舶，总吨位8486381吨，而名列其后的政记、三北、民生三家轮船公司总吨位勉强有招商局的一半。

    而在中华民族抗战最危急的时期，也是招商局历史上最悲壮的时候。为阻挡日军进攻，民国政府采取消极防御的军事策略，征用招商局与其他船商的轮船沉船阻敌，以期拖延日军进攻时间。而招商局被征用在各港口与要塞沉没的轮船、驳船、囤船共24艘，占招商局江海轮船总吨位的40，可谓损失惨重！

    武汉沦陷前一天，招商局“江兴”轮由宜昌急赴汉口装载船运总司令部与抢运民工5000多人，回程离开汉口码头行驶3小时后，突然接到国军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急电，要它返回汉口日租界拖运6门高射炮和500箱弹药。不得已“江兴”轮转舵返回，将高射炮与弹药装船再向宜昌驶去。船到新泽口，遭遇6架日机轮番轰炸，“江兴”轮当即被炸沉，全船仅84人生还。

    招商局轮船完成汉宜线的物资转运以后，因1938年10月武汉沦陷，长江航线顿失半壁，那些来自中下游的大型客货轮船不得不集中于宜昌一线。可是随着日军入侵的日益逼近，加上轮船越来越成为日机空袭的主要目标，如果不实施主动沉船阻塞航道，除了继续上驶穿过三峡进入川江，别无其他出路。

    那个写过《盛世危言》的郑观应（公元1842-1922年）在《西行日记》中说：“川河例定，日暮不行，大雨不行，上滩逆风不行，三伏天正午不行。盖上水船风不顺，非纤缆不能行也。”宜昌到重庆航道全长647公里，海拔高度落差145米，江水流速超过6海里/小时，最急流速达到13海里/小时。由于川江滩多流急，对船舶技术性能一向要求较高，自清末川江开行轮船运输以来，最大船只从未超过1200吨。

    虽然三峡航道水流湍急，险滩林立，长江中下游船舶吨位较大，行驶川江困难重重。可是如果继续滞留宜昌，有被日军虏获利用的危险。别无选择之时，招商局不得不拟订大轮入川计划，开始着手准备创纪录的冒险上行。据《招商局编年纪事》记载：“当时颇有反对者，故上行目的地只能以庙河为止。盖恐万一出事阻碍水道，有妨他船航行。有谓船只构造性能恐不能冲过急流漩涡。本局处此环境，几至动摇信心。幸筹备已久，广咨博访，自有其上行把握。”

    这就叫逼上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