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大公桥（85）

    悠悠大公桥（85）

    ▲二马路上的老建筑

    自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宜昌被辟为通商口岸之后，外国势力相继来宜，鉴于老城区封闭狭窄，加之城外江岸吃水过浅，洋人就把目光投向大南门之外江边的一片田野和乱坟堆，就把西式的教堂、领事馆、洋行、公司、码头和货栈沿江而建，市区的范围逐步顺江向下扩展，新的商埠区由此形成。

    清末民初在宜昌修建的川汉铁路对宜昌的影响十分深远。因为长江南移，老河道形成的东门外一带的东湖早就被淤塞，就有了当时的上铁路坝（现在的夷陵广场一带）；而大南门外的小南湖也逐渐被淤塞，就成了川汉铁路的起点——下铁路坝（今天的大公桥一带），而在两个铁路坝之间修筑的铁路就成了后来的汉宜公路的路基。

    说到大公桥就得说大公路，这就是赵铁公在宜昌的第三个政绩工程。不知道这个保定军校毕业的沔阳人算不算得上是“要致富，先修路”的首创者之一，但赵县长无疑已从拆除宜昌城墙、先后修建环城路、康庄路的市政工程项目中受到启发、得到好处，也从中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教训，于是就把又一个工程项目落实在一马路到大公桥的道路修筑上。

    这条路其实在清末民初，随着沿江码头（从一马路到大公桥有：一马路码头、一马路下码头、大碑巷码头、内地会码头、三北公司码头、三北台子码头、民生公司码头、川江公司码头、验关房码头和盐局码头）的出现，就已经形成了一条高低不平、弯弯曲曲的小路，那是无数的挑夫、搬运工和传教士、商人、领江和水手用脚踩出来的。修建不过就是将道路铺平取直，硬化后辅以路沟而已，但新的道路不仅可以行走人力板车，也可以行驶汽车，所以从一开始就赢得洋人和百姓的一致赞同和支持。

    众所周知，如今一项工程实施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程承包商。所以，首先要看承包商的资质是否符合有关规定，再就是应该选择信誉度高、实力强的承包商，其次还要考察其地域关系和管理体制，当然还有一些摆不上桌面但确实存在的附加条件。不过在赵铁公所在的年代，还没有分包、转包这样的做法，承包商就是总承包，不过就是看哪一家出的价格最好，私下给的好处最多而已。

    史料记载，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前后，宜昌建筑营造厂已有10余家，建筑工人1000余人。规模最大的是公昌营造厂，厂址在现解放路与环城南路拐角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市建材局），占地约10亩，有堆料场、工具间，业主先为为汉阳人李春澄，后为他儿子李仲皋。

    李春澄清朝做过“千总”（武职）、参加过“宜昌反正”，与赵铁公交好，曾任宜昌商会会长。他们在宜昌建有房屋多幢，较出名的有位于二马路与福绥路交汇处的旧中国银行（后来的人民银行市支行，再后来的工行二马路办事处，已拆）、解放路与中山路交汇处的海鸥百货商店（已拆）。

    升泰记、巫兴记的营造厂都设在湖堤街，利用沿南湖的空地堆积砖瓦、木料、水泥、钢筋等。滨江路一带的怡和仓库、太古堆栈及海关（现市政府大院里尚存有原建筑物数幢）均为该两厂建造。张春记营造厂设在同春里，自立路的天主堂（现存）、下铁路坝的圣母堂（原地区医院，已拆）、二马路上的日清公司（俗称“大阪”）、鸿彰绸缎店等都为其所承造。

    而开设在木桥街（后来的四新路木器厂、现在的慈馨庭住宅小区）的夏顺记营造厂，还有邱炳记、彭复兴等营造厂也在市区内建造了大量房屋。不过大公路的工程却落到那个闯进县政府三堂的夏和记的杜天运老板手里。其中的猫腻不说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