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大公桥（68）

    悠悠大公桥（68）

    ▲泥泞的城中街道

    对于生活在那座占地仅有1200亩的宜昌城里的百姓民众来说，宜昌反正（辛亥革命）除了将城头上的清朝龙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民国旗帜，除了男人不再需要扎辫子，除了不再是满人统治、知县变成了县长，银元上有了袁世凯的大头，其实生活似乎没什么变化。城内的商贸中心依然集中在鼓楼街、锁堂街一带。盐税号、土税号、钱庄等大多还是集中在锁堂街。绸缎、布匹、杂货、广货、药材、酱园等店铺，大多集中在鼓楼街、二架牌坊、南门外正街、北门外正街和东门外正街。

    城内街道依然很狭窄，闹市区之外的街巷还很污秽，低则水窟，高则土山，人走拥挤，车行冲撞，紊乱不堪。两边都是一排排因为年代久远而粉壁变得斑驳、门楼变得颓败、木屋变得东倒西歪、天井变得阴森冷清、楼梯变的吱吱呀呀的各种百年以上的老屋，街的两边铺着的那些厚厚的、又长又沉的青石板，也因为年代久远、日晒雨淋、车马碾压而变得十分破碎了。

    用1876年宜昌开埠的首位海关署税务司李约德在第一份《海关十年报告》里的话说：“宜昌是一个位于湖北西部的长江北岸（或左岸）的贫穷的山城。”作者对宜昌城内的印象也很糟糕：“唯一使用的下水道系统比没有下水道还要糟糕。下水道沿街平行地铺着，根本不往深处埋，并且四处漏水，它们经常被堵，完全成了污物的储物箱。除非下大雨，从来无人冲洗。”

    那个英国籍的宜昌海关最高长官对宜昌人的印象很不好，他在那份《海关十年报告》里说：“该地居民容貌粗俗，愚昧无知，大多虚弱无力，由于瘴气影响带来消化的紊乱，当地大多数人都是面黄肌瘦。很多人饮用烈性白酒，在街头遇见醉汉是家常便饭的事，抽大烟非常盛行，即使是妇女也上瘾。当地人习性肮脏，弄得别人不舒服，自己也不舒服，因此他们常患寄生虫病或由寄生虫引起的皮肤疾病。”

    英国冒险家立德很多次来过宜昌，也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宜昌城进行了很细致的形容：“宜昌坐落在砾石悬崖之上，其高度刚好过了大梁，伸出一个长而低的沙岬，冬季只占江面的三分之一左右。沙坝的上方正对着有护城墙的城市，江边停着一溜四川的木船……这个郊区只是一条狭长的中国式的街，走进这条街的尽头，沿江到处都是废墟，这条街有一些当地的第三流的小货店组成。至于农村，目力所及，到处都是坟堆……”

    宜昌城之所以重要，除了是军事要地，兵家必争之地，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交通闭塞，无论是上四川、下武汉，都得走长江这条黄金水道，而宜昌恰恰就是上下水的换乘地；而北去襄阳、南去常德，也是车马舟船换乘处。在明清两朝，厚厚的城墙外的江边就是上船下船的码头集中地，也是旅客、货物的集散地，自然很热闹。

    想想当时的那种盛况的情景，江边千帆竞渡、万船云集，进城的几座城门里外那些用厚厚的青石板铺成的石板路就被那些穿着各种草鞋、圆口布鞋、军用皮靴、尖头皮鞋、高跟鞋，或者是打赤脚的山里人磨得透亮，就会被那些南来北往的商贾、船户、挑夫、官员、仕女、文人、士兵和乡下进城的农民挤得满满当当的。

    1911年的宜昌就是一个新旧的分水岭，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年份。在这座小城的过去，有古老的历史和开埠的转变，有转运码头的兴起和数万筑路大军的云集，在宜昌的以后，就有着前人所想象不到的沧桑巨变，就有着上代人所不敢想象的艰苦卓绝与小巷风情。也就是邓丽君所唱的：“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看似一幅画，听像一首歌，人生境界真善美，这里已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