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大公桥（65）

    悠悠大公桥（65）

    ▲1881年清朝官员视察铁路

    司马迁那句话说的多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川汉铁路公司于1903年7月创办，1907年起由官办改为商办。在宣统元年12月18日发出的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股票上，注明“本公司蒙督部奏准商办，先集股本银叁千伍百万两，股票分大小两宗。大票计伍拾万股，每股库平银伍拾两；小票计贰百万股，每股库平银伍两，息单附给。”但实际通过“租股”的方式募集到的路款是1670万两（一说是2000万两）白银。

    有人用“铁轨下暗藏诸多”硕鼠””来暗示川汉铁路的贪腐从锡良构建铁路总局机构的时候就开始萌生，到了锡良调去云南后就变得层出不穷。究竟有多少集资款变成了某些人的私有财产，恐怕和盛宣怀的敛财一样不可思议，而保路运动的激化正是因为盛宣怀想用一纸国有化后的铁路股票来吞没川路公司尚且剩余的六七百万两银子。就和黄权生教授在《宜昌川汉铁路建设小考》里所写的那样：“……国以民为本，得民心国兴，一个国家贪人民小利而亡国者，清为例证也。……清末财政赤字高达7000万两，面对四川人民数百万两白银，清政府饥不择食，想控制甚至吞掉这笔经费。但缺钱的清政府缺德，更缺民心。这笔经费就是启动清王朝轰然倒下的多米罗骨牌的诱因”。

    川路公司的余款究竟还有多少，一直是个未知数。有一点是明确的，不管是600多万两还是700多万两，在清末民初都是一笔巨款。虽然川汉铁路事宜在辛亥革命后已经全部终止。但是余款却像致命的诱惑，无论是军队、政府、商人、要员，甚至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也想来分享。其中部分资金被拨去用于开办川路航业（轮船）公司和铁路银行，几年就烟灰飞灭。1916年川汉铁路股款清算处的《清算处报告铁路近事》就严厉的揭露了公司办事人员侵蚀余款的详情：

    “至于银行章程，既不完善，总理即系董事，以致勾通一气，蝇营狗苟，只图利益均沾，不惜廉耻尽丧。自开办迄今，查账不能实行，结算亦无报告。内中弊滥，无从探测。惟公司董局及该行职员滥挪行款，以谋个人利益所营业务，昭昭在人耳目者，则有……彼一群豺狼，大有不食尽股东血本不止之势”。

    其后，各路军阀和民国强人还为原川汉铁路的余款争执不休，不是一再号召重启修筑就是要求重新勘查路线，为了那一块人见人爱的唐僧肉而闹得不亦乐乎。直到1934年，四川的那位负责川汉铁路的善后督办刘湘还在大义凛然地请求南京国民政府拨还前川汉铁路的余款去修建成渝铁路；国民政府也多次意欲清理川汉路款，铁道部参事室也写出了相关文书，可到最后都是不了了之。

    川汉铁路就像一阵风，吹过以后没留下什么痕迹；又像昙花一现，开放时惊艳四座，凋谢后无声无息。到了连铁轨和枕木都被重新调走以后，剩下的那些路基或者成了国道，或者直接被废弃，只有那些曾经寄予希望的桥涵边的野草还在顽强疯长，那些野花年复一年盎然的喧宾夺主。

    轰轰烈烈开工的川汉铁路也就因为四川保路风波爆发而被迫停工，又因为辛亥革命而草率下马。年前看过一篇专论，说计划中的川汉铁路最终只修建了两段：辛亥革命前的1909年修建的宜昌至秭归段；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修建的汉口至长江埠、杨家洚段。汉口的那一段后于1917年停工，到1926年“宜夔工程局”撤消，川汉铁路从1903-1926年历时24年用款数千余万银元，西段仅完成宜昌到秭归段157公里的25的路基工程，另曾铺轨7，5公里（后被拆除倒卖给正在修建中的粤汉铁路）；东段完成了汉口沿线166公里路基（后改用作公路）。

    川汉铁路的历史需要记住的是：花了1000万两银子，修了30里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