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大公桥（14）

    悠悠大公桥（14）

    ▲穿着清朝服饰的戴德生与传教会外国传教士

    李明义老师在他的《宜昌开埠》里指出：“中国内地会（chinalnlandmission）进入宜昌的时间比较早，他们甚至比英国驻宜昌领事馆和海关的时间还要早。”1915年，马歇尔&8226;布鲁姆赫尔在《中国内地会禧年故事，1865-1915》一书中记载：“1876年12月，中国内地会的贾美仁和李格尔先生前往宜昌，他们将把宜昌作为进出四川省的一个途中工作站”。

    这一点可以从1876年12月12日的《中华快报》（theshanghaicourier&chinagazette）上刊登的一则报道中得到证实：“武昌实乃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出发点，该会也在力求”名副其实”，相继向各省进发。本周，该会便有一对人马前往尚未对外开放的宜昌，以期在彼定居，我相信他们的目标是四川。”

    中国内地会（chinainlandmission，cim）（1964年改称为海外基督使团theoverseasmissionaryfellowship或omfinternational，是基督教新教公理宗的差会），1865年由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创办。戴德生（公元1832-1905年）原名詹姆斯&8226;哈德森&8226;泰勒（jameshudsontaylor）在华51年。

    戴德生创立的差会（也就是传道会）一共向全球差派了超过800名传教士及建立了125间学校，并在中国带领18000人归信了基督教，在十八省成立了300多所由500多位本地助理参与的传教站（stationsofwork）。历史学者褟嘉路得（ruthtucker）在《宣教披荊斬棘史》一书中盛赞戴德生：“自使徒保罗以后，能够心怀”广大异象，而按部就班”，将福音昔传如此广袤疆域的人，十九世纪来，首推戴德生为第一人。”

    的确如此，当时西方传教士主要是在中国沿海的通商口岸进行传教。虽然到了1860年中英签署《北京条约》，大清国承诺“允许西方传教士到中国租买土地及兴建教堂；”以后洋人可以自由到内地传教，戴德生就决心仿效使徒圣保罗，“不在有基督的名被传过的地方传扬福音”，决定到中国内地去，将福音传给那些被遗忘或被忽略的群体，并在他们中间建立教会。

    顾名思义，中国内地会就是特别为中国量身定制的，目标是希望在中国内地的每一个省份都至少有一对传教士在那个地方宣教。即便是在短暂停留后被驱逐出境，但那些传教士以真正的“大不列颠式勇气，”或者“基督徒式的坚忍”仍计划“卷土重来。”戴德生和中国内地会后来成为世界内地宣教的榜样，西方宣教史也就以他作为分界线，从那以后就称为“内地宣教时期”。

    戴德生在《一八七八年的中国内地会》（湖北省——武昌和宜昌）一文中写道：“我曾探访武昌福音站两次，从那里出发溯扬子江上行300英里才能到达宜昌福音站。宜昌福音站是1876年底才开辟的，到了1877年4月，由于租界规划过程中引发了一系列暴乱，福音工作被迫中断。所以，那里的事工可以说才刚刚开始。”（详情请参看笔者的《民国宜昌轶闻》）

    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戴德生在写给他妈妈的信中这样写道：“……是的，在中国每年就有1200多万灵魂，在没有神，没有盼望底下步向灭亡……啊，让我们有怜悯的心看待这庞大人民的需要！神既怜恤我们，我们也应该体恤他的心意……我深感假若我不为中国做点什么，我就不能再活下去了”。

    这也是一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