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边边（5）

    宜昌边边（5）

    △1902年圣诞前夜的合影

    五、宜昌的基督教

    因为从宜昌西去的方向都是万仞高山、千山万壑的鄂西山区和险峻之极的长江三峡，被大雾阻隔了大半天的冬日阳光很快就被山峰遮住了，西陵峡口长江边上的宜昌天黑得很早，等到盖洛和他的那些随船的传道士们顺着高高的石阶登上宜昌码头的时候，天色已经变得昏暗，这个当时只有三万人口的小城开始被越来越深沉的夜色所笼罩。不过，盖洛和他的同行一点也不担心夜的黑，因为他们应邀将要到位于二马路附近的苏格兰传教士丁慰宁宽敞而舒适的私宅做客，并因此结识了很多在宜昌的外国人，其中当然有和他一样的基督教传教士。

    在那个圣诞前夜，盖洛是在那个苏格兰长老会的传道士丁慰宁的私宅里做客，“在这里，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他所拍摄的上面那张照片，如实的记录下当时的所有参与者，当然全是外国人。盖洛特意指出，照片其中包括两位来自新西兰的女士，也就是照片最前面蹲着并面带笑容的那两位。

    一位应该是传道士穆秉谦小姐。这位后来成为宜昌哀欧拿女子中学创始人的穆小姐在当时、以及现在对晚清和民国时期历史稍有了解的人而言，都是一个熟悉的名字。这位来自于新西兰的女传道士玛丽爱弥利亚穆尔（maryemeliamoore）的中文名叫穆秉谦，于1897年由苏格兰长老会派遣来到宜昌，在中国度过了51个春秋，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宜昌，由于她终生未婚，于是人们以穆小姐或者穆尔小姐来称呼她。

    二十世纪初，前来这个不得不被迫打开国门的中国内地宣传福音的基督教、天主教的传道士、传教士不计其数，不管是把中国看成是冒险家的乐园也好，还是争相掠夺丰富的物质资源也罢；不管是瓜分势力范围也好，还是启迪愚昧、办学送药也罢，反正形形色色的人物如潮水般的涌来，光是1902年和盖洛同一条船、留在同一张照片上的传道士就有好几个。那就类似于美国19世纪的淘金热一样，可最后留下来的不多，而穆小姐却前前后后在中国和宜昌待了51年。

    想一想就知道穆小姐有多不容易：长达51年的中国生活，不仅有文化差异上的困难，也有异土他乡的不适应；不仅有当地人对洋教天生的敌视与仇恨，还有因为没有几个欧洲女性为伴，生活中甚为孤独；不仅有内战和反洋人运动此起彼伏带来的生命危险，还有许多人对这种宗教执着的不理解，可是以穆小姐为代表的那些传道士却能够在宜昌这块远离繁华、也远离中心的小城中真正沉下身、安下心来，几十年如一日的一边教学生文化，一边教她们编织和绣花等劳动技能，然后把学生们生产的刺绣拿到欧洲去卖，以保证学校可以自给自足。穆小姐表现出来的就是难能可贵的基督精神，也是和德兰修女一样的博爱精神。

    在照片之中还有一位女传道士是凯瑟琳格雷厄姆费雷瑟（catherinegrahamfraser），中文名叫范楷迪。费小姐和穆小姐一起于1897年来到当时还没有西方宗教和现代教育的宜昌，直到1914年她才返回新西兰，和穆小姐一起工作了17年，除了传道和教育，对于这个费小姐似乎没什么值得一提的。

    倒是她的大姐玛丽伊莎贝尔费雷瑟与宜昌似乎很有些渊源。那个终身未婚、致力于女子教育事业的女教育家1903年到日本旅行，在那里和她的小妹会面，然后两人一起来到中国，沿途参观各个教会学校，最后来到费小姐当时工作的宜昌。在1904年伊莎贝尔离开宜昌回到新西兰后，将自己出于好奇，带回的几粒宜昌的猕猴桃种子交给旺格鲁伊的一位园丁种植，于是才得以让全世界都能够品尝到宜昌中华猕猴桃的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