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中书街（157）

    戏说中书街（157）

    一五七、述而不著

    明代高濂在他的那本《遵生八笺·起居安乐笺》里描述当时文人墨客的书房的陈设一般为：“斋中长桌一，古砚一，旧古铜水注一，旧窑笔格一，斑竹笔筒一，旧窑笔洗一，糊斗一，水中丞一，铜石镇纸一。左置榻床一，榻下滚凳一，床头小几一，上置古铜花尊，或哥窑定瓶一，花时则插花盈瓶，以集香气，闲时置蒲石于上，收朝露以清目。或置鼎炉一，用烧印篆清香。冬置暖砚炉上。壁间挂古琴一，中置几，如吴中云林几式最佳。壁间悬画一，书室中画惟二品，山水为上，花木次，鸟兽人物不与也。”

    这里，陈述的似乎虽略显有些繁琐，可那就是明代大户人家的书房陈设，也可以看出当年那些官宦人家、士大夫对读书习字的重视。顾嘉蘅也是如此，在笔者这个不太懂书法、也不太懂文雅的凡夫俗子的眼里，顾嘉蘅将自己的书房布置得舒适典雅，还颇有格调，重要的是，那位老先生并不讲究所谓的高（房顶之高）大（面积之大）上（用品之上），而是很巧妙的将书房一分为二，将读书习字与小憩片刻的场所分开，自然比高濂更为高明。

    有人说过，现在的文人学者对传统的国学骨子里是不屑一顾、嗤之以鼻的，他们最开始的精神源泉来源于五四运动后产生的思想革命，比如巴金的小说、曹禺的话剧，以及徐志摩的散文诗都是如此，由他们开创了一种运用中华文字来表达西方情感的文艺方式。爱情、自由、革命、和平等都是他们从西方舶来的，我们的现代文学艺术也就是基于这些基础，再加上如今的欧美流派和风格被我们很擅长的山寨而来的，更多的是具重个人的情感表达。

    可像顾嘉蘅这样的传统中国文人，要么就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个个都是皇帝老儿的效忠者；要么效仿老庄，风流洒脱，完全将自己托付给山水自然。而在创作中，则同样不喜欢拘泥于个人情感，大多试图要通过升华，描述整个宇宙中的某种特定的感情，这就会刻意忽略个体，将自身融化入某种宏大的叙事中，或是国家，或是苍生，或是自然，格调自然比较高。更重要的是，古代的文人重视的是自身的修养，而现在的学者则追求著作等身，甚至有不少人不惜采取抄袭、剽窃的手段，只能让人不齿。

    笔者不想告诉顾嘉蘅，在现在的拍卖会上，时不时的会出现他的一些作品，而且价格高昂，可是笔者知道他很崇拜岳飞说的那句：“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自然就说不得。虽然谁都知道“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位老先生可是先后五任，又是在南阳那样的中原粮仓，能捞多少银两自不必赘言，更况且他在任上时不仅大兴土木，还在人际交往、互通有无之中，得到过类似康百万那样的富豪的慷慨馈赠和赞助，收获丰厚也很正常，但古时的文人爱面子，敛财都很低调，不像如今这样不仅明码实价、狮子大张口，还恬不知耻，而且得寸进尺。

    “世人都知道，顾老爷在任的时候是个青天大老爷，所以南阳至今仍有美名传扬。”在交谈中，笔者只是提出了自己早就存在的疑问：“我们也知道，您的字写的不错，文也做得不错，可为什么除了唱和的诗词和一些应酬的短文，却找不到相关的诗集或者文稿呢？”

    他反问了一句：“为何该有？”

    笔者回答得理直气壮：“不说是发扬光大，至少也可以留存下去！”

    “非也！”顾嘉蘅在缓缓摇头：“听说过”述而不著”吗？”

    笔者在惭愧的摇头。

    “真正的大师从来都是述而不著。比如道家的三清、佛家的释迦摩尼，孔子、王阳明等，思想之所以能流传下来，都是后人整理而出他们言传而加以身教。”他在解释道：“在大师眼里，著作等身只是形式之”器”，而传统乃是讲究君子不器而重视其”道”，而”道”之传承只能靠人的言传身教来影响人、改变人。”

    我知道，他给我讲的就是我国儒家文化传承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