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中书街（123）

    戏说中书街（123）

    一二三、神树

    神树是我国民间传说中一种具有神奇作用的树木。《后汉书·方术传下·解奴辜》指出：“又有神树，人止者輒死，鸟过者必坠。”而唐人李邕在《楚州淮阴县婆罗树碑》中说得更清楚：“巫者占于鬼谋，议者感于神树。”

    宜昌之所以原来被称为“夷陵”，现在的官方解释是因为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的“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其实，位于西陵峡口的宜昌就处在江汉平原向大巴山脉过渡的交界、也是荆江与川江的分界、还是中原文化与巴蜀文化交错、更是民国之前，文明与蛮荒相隔之处，所以用临近夷人的地方对夷陵的解释似乎更为贴切和真实。1936年编纂的《长阳县志》也说，树立于清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的汉土疆界碑在长阳、五峰交界之漂水岩大路上：“容美土司未改土归流时，岩上为土界，岩下为汉界，故志碑于此。”同时，在五峰县的民间也有“土不过山”的说法。

    因为大多数居民都是外迁而来，宜昌文化自然就继承了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因为原住民与周边山区交往密切，也就自然打上了巴蜀文化的深深烙印，比如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就在宜昌城里将那种几乎完整地保留了古代巴人歌舞的原始状态的竹枝词仔细记在纸上；那个宋代被朝廷贬职的欧阳修更是学会了吟唱巴人的古老歌谣，还把自己的足迹留在西陵峡周边的山水之间，由此可见当时的蛮荒之人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以及自然信仰，都对宜昌城里的居民产生重大的影响。

    这也就难怪巴人认为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山石树木、江河湖水皆有神灵，对“神树”的崇拜，对自然界的神秘力量既依赖又敬畏，以及认为只要有了神树，并在树上系满了吉祥布符、挂上祈福木牌，就会因此得到大自然神灵的保佑的自然迷信现象会在宜昌城的中书街上很大方的出现，于是，那些相信天上有神仙、地下有阎王，对本土的道教和外来的佛教充满自然崇拜的宜昌人对那棵神树的顶礼膜拜也就显得很正常了。

    那个1901年被任命为基督教美国圣公会宜昌教区的主教丹尼尔-特朗布尔-亨廷顿（danieltrumbullhuntington）在他所写的《宜昌：中国西部的门户》（ichang：thegatewaytowesternchina）一书中，也记述了他从位于宜昌滨江路一带的外国人聚居区走到位于城里的教堂和学校的过程中见到神树的情景：“从院子里出来，经过左边的一个看起来很乱很臭的养鸭的池塘，先穿过一些破旧倒塌的土屋，然后从一些新房子间穿过，向左拐，经过一棵受人膜拜、挂着许多祭拜物的神树。树上挂的东西有的是油漆着‘神灵’字样的圆木牌，有的是长方形或者椭圆形的木牌，刻着‘神灵保佑’或者类似的虔诚的话”。

    1934年的杂志《华安》中，有宜昌人杨晋豪写的一篇游记《游三游洞》，其中记述了作者等人相约去城外远郊三游洞游玩的路上的一些所见所闻：“有一处山岩的旁边，接连在一起高高地有五六棵树，危嵩在岩石之上。仔细看看它们底树根，却像瀑布一样地攀爬在石头外，原来都是出自于一个树根；大概是因为这种形状很神奇，人们无法解释，认为是这种什么神灵的化身，因此在树身上挂了很多的圆形红板，造了一个比较大的土地庙，还写了扁额和屏条的东西，如‘有求、必应’等等。”

    也许，亨廷顿主教和盖洛所见到的是同一棵位于宜昌城内、中书街与顾家巷拐弯处（笔者注：原来的财贸幼儿园、后来的有线电视台）门前的那大神树，可惜的就是一个有文字无照片、一个有照片却没有详细的位置说明；更可惜的就是，盖洛仅仅只是留下一张黑白照片和一句“宜昌街头的一棵神树”，无法知道那棵神树是否被通体染成过红色，是否有法师在那里举行过祭祀活动。

    有人充满怀念的指出：“老照片中的这些神树大都早已在历史的风雨中凋零了，称之为宗教信仰也好，封建迷信也罢，这些‘神树’见证了百年来宜昌人渴求幸福安康的生活的心愿。”其实不然，就和现在的一些道观寺庙依然香火旺盛、信众众多，每到传统节日和高考之前，总是人潮汹涌一样，神树依然还在宜昌中心城区悄然存在。比如在当年盖洛曾经走过的百年邮电巷的红星路的入口处，路边花坛上一丛高高的灌木枝条上就依然挂着长长短短的祈福用的红布条在顺着巷道吹过来的江风中轻轻摇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