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中书街（118）

    戏说中书街（118）

    一一八、穆小姐

    在那个圣诞前夜，盖洛是在那个苏格兰长老会的传道士丁慰宁的私宅里做客，“在这里，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他所拍摄的那张照片，如实的记录下当时的所有参与者，当然全是外国人。盖洛指出，照片其中包括两位来自新西兰的女士，也就是照片最前面蹲着并面带笑容的那两位。

    一位应该是传道士穆秉谦小姐。这位后来成为宜昌哀欧拿女子中学创始人的穆小姐在当时、以及现在对晚清和民国时期历史稍有了解的人而言，都是一个熟悉的名字。这位来自于新西兰的女传道士玛丽爱弥利亚穆尔（maryemeliamoore）的中文名叫穆秉谦，于1897年由苏格兰长老会派遣来到宜昌，在中国度过了51个春秋，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宜昌，由于她终生未婚，于是人们以穆小姐或者穆尔小姐来称呼她。

    这个1869年出生于新西兰南岛的一个美丽海港城市的女子因为学习成绩优秀，女子高中毕业以后，顺利进入新西兰最古老的奥塔哥大学学习，1893年毕业。因为身为马具商的父亲是当地基督教长老会的成员，所以全家人都非常积极参加教会活动，穆小姐大学毕业之后响应教会的号召，离开家乡，不远万里的来到中国大陆内地的宜昌进行基督教所说的开荒布道就成为她一项神圣的使命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十世纪初，前来这个不得不被迫打开国门的中国内地宣传福音的基督教、天主教的传道士、传教士不计其数，不管是把中国看成是冒险家的乐园也好，还是争相掠夺丰富的物质资源也罢；不管是瓜分势力范围也好，还是启迪愚昧、办学送药也罢，反正形形色色的人物如潮水般的涌来，光是1902年和盖洛同一条船、留在同一张照片上的传道士就有好几个。那就类似于美国19世纪的淘金热一样，可最后留下来的不多，而穆小姐却前前后后在中国和宜昌待了51年。

    北美宜昌同乡会的李瑜很有耐心的用资料勾勒出那个在宜昌参与创办“女公会学校”、孤儿院、仁济医院和哀欧拿女子中学等等文教卫生慈善事业的穆小姐的人生轨迹：1897年到达宜昌时才28岁的穆小姐，因为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迫使苏格兰教会临时关闭了在宜昌的教会，当年9月她和她的同伴们不得不先后回到新西兰；可是回到家乡的穆小姐依然不能忘却宜昌，她们把从中国带回去的物品拿来义卖筹款，一年多以后，当她们重新回到宜昌后，就用在新西兰义卖筹到的钱开办了一所女童寄宿学校，据说，这是宜昌的第一所女童学堂，也是宜昌哀欧拿女子中学的前身。

    1926年，中国的内战爆发，所有在华的外国机构都感到不安全，苏格兰教会缩减了在宜昌的人员，穆小姐也因此被转移到沿海地区继续为苏格兰教会工作，直到1932年她63岁时退休。从教会的正式工作中退休以后，穆小姐依然对宜昌怀有深切的眷恋。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她主持在宜昌开办收容所，收留那些贫困无助的盲人和残疾的妇女儿童；日本发动对华战争以后，已经71岁的她在1940年再次重返宜昌，协助留在宜昌的几位传教士照顾那些涌到教会来寻求庇护的难民；由于中国政局变化，1948年她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离开中国，转道印度，苏格兰和美国纽约，于1950年6月回到新西兰，第二年在家乡达尼丁与世长辞，享年82岁。

    想一想就知道穆小姐有多不容易：长达51年的中国生活，不仅有文化差异上的困难，也有异土他乡的不适应；不仅有当地人对洋教天生的敌视与仇恨，还有因为没有几个欧洲女性为伴，生活中甚为孤独；不仅有内战和反洋人运动此起彼伏带来的生命危险，还有许多人对这种宗教执着的不理解，可是以穆小姐为代表的那些传道士却能够在宜昌这块远离繁华、也远离中心的小城中真正沉下身、安下心来，几十年如一日的一边教学生文化，一边教她们编织和绣花等劳动技能，然后把学生们生产的刺绣拿到欧洲去卖，以保证学校可以自给自足。

    穆小姐表现出来的就是难能可贵的基督精神，也是和德兰修女一样的博爱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