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中书街（107）

    戏说中书街（107）

    一零七、顾嘉蘅与傅凤颺

    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的夏天格外炎热，南阳府衙大院树上的叶子都渐渐打卷了，虽然还仅仅只是辰时，太阳早已爬得很高，万里碧空中飘着朵朵白云，有些像大海翻腾着的银色浪花，有些又好似层峦叠峰的远山；有些索性就像扬帆远航的客船。夏日里南阳城外的白河水大，可以乘舟经白河进入汉水，再转入潜江的东荆河，从沙市的便河插到长江，溯江而上，就可以回到顾嘉蘅在湖北宜昌中书街顾家巷的那个舒适的家里。

    听得见府衙最深处东边偏院里的老槐树上传来第一声蝉鸣的时候，年逾六旬的顾嘉蘅已经早就起床了，今天，这位在这个府衙当了五任知府的老者没有穿上那件胸前镶有四品白鹇图案补子的朝服，也没有去戴那顶官帽，而是戴了一顶很寻见的瓜皮帽，穿一身带有清代特色马蹄袖的青布长袍马褂，一双千层底的瓦口布鞋，坐在卧室的窗边喝了一杯雨前茶，就站起身来。很平静的走了出去，甚至没有回头望一眼。

    所有人都知道，这位前任知府终于要离开了。

    直到走出了一家老小从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自己就任南阳知府以来一直居住了近二十年的东边偏院，走出了那记载了自己无数春花秋月故事、翰墨书法生涯的三堂的院门寅恭门之后，顾嘉蘅才回头望了一眼依然耸立在那里的燕思堂，院门上悬挂的那条木鱼还在晨风中摇摆，可是粉墙脊枋上他的前任知府岳兴阿所留的那一行墨书题记已经看不见了。

    原因很简单，到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的时候，年久失修的南阳府衙中又有不少建筑浸圮毁坏，于是顾嘉蘅便陆续进行了一定规模的修葺补建，与此同时，在此后的年份中，他还在府衙的后院和内宅周围增建了不少建筑，并亲自题写名字。比如后堂北的那间槐荫静舍，辟舍后隙地为菊圃，每年重阳的时候，千余盆菊花绽放也是一景；在后堂之西南也辟有菜圃，种些绿油油的蔬菜，引泉水以灌之，取名曰“芳畹”；还有府宅后面东北侧兴建的团练宾兴馆。

    顾嘉蘅当然不知道，他的这次修建，为40余年后的南阳知府傅凤飏全面整修扩建府衙奠定了基础。那是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知府傅凤飏倡导并亲自督导，动员府署及地方州县大小官员捐俸禄，对府衙古建筑群，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关键性修缮及重建，并撰写了《重修南阳府署记》碑文，虽然有趁机敛财之嫌，可现存的这座中国惟一保存完整、规制完备的知府衙门就是他留下的最终版本也是事实。

    顾嘉蘅也不知道，那位来自山东莱州的傅凤颺是因其父傅振邦累获重功而以一品荫生封赠，外放之后，一直在莽荒之地的云南当知府，丁忧三年期满，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初，改归河南，先署道员职，加四级，候补知府，办一些小差事。直到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才以三品衔，加四级，实授南阳知府。到任后的第二年，就开始对南阳府衙大兴土木，被说成是他在署理南阳府衙期间，最有影响的政绩之一。

    不过，同样也是这位傅凤颺，他在任南阳知府期间也遇到了麻烦。那是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六月十一日，一批被彰德、内黄民众驱逐教堂的外国传教士经过南阳新店街被乡民拦阻查问时，其中一传教士竟然开枪伤人，群众愤而砸毁了他们乘坐的马拉车，打着“义和团”旗号，高喊“扒洋楼，报冤仇”的口号，两次聚集7000余人对那座慈禧太后所批“御敕建修”，用河南盐务附加税项下的一万两白银修建的，号称“东方梵蒂冈”的靳岗天主教堂发起攻击，靳岗教堂依仗着高大的寨墙组织教徒用洋枪、土炮与围攻民众对峙。

    其后，闻名全国、此起彼伏的南阳几万民众参与的反帝活动被清廷强迫镇压了，可是法国驻华领事状告说：根据种种资料发现，除他们知道云南永昌府洋教案中就是傅凤颺之子傅德寿杀了他们的神职要员之外，此次事件中，傅凤颺更是纵容百姓攻击洋教。于是朝廷命河南巡抚松寿调查核实。松寿于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奏陈：“南阳府知府傅凤颺并无仇教情事”等，皇帝朱批：“知道了”，此事才未被继续追究。

    大清后期的现实，就是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