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中书街(77)
戏说中书街(77)
七十七、二堂
古今中外的官场有一通用潜规则:难得糊涂者在任上不是沾花惹草就是琴棋书画,不是风流倜傥就是酒中之仙,可就是殆于公务,或者在其位不谋其政,或者选择不作为,反正就是疏于本职,得过且过而已;事必躬亲者则是每日五更即起,从早到晚不是大堂审案就是出外视察,不是伏案疾书就是秉灯夜读到子夜时分,无论是大小公事,甚至社会琐碎之事也绝对过问,忙得屁股落不到板凳上,忙得连饭都找不到时间吃,连茶也没时间喝一口,而且以此为荣。南阳知府顾嘉蘅就属于后面那种。
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深秋的那天上午,顾嘉蘅是在南阳府衙的二堂上主持会议中度过的。二堂的面阔虽然比大堂少2米,但进深却又比大堂多1。8米,因此,相对于大堂建筑突出高峻、威严之形象,以及官场之大气略有不同,二堂建筑高度更显深邃,室内空间更显高大宽敞,正好突出了府衙二堂所特有的环境气势,显示了衙署建筑刻意创造的那种威势氛围的文化底蕴。由于二堂是知府的主要日常办公场所,所以知府衙门的大部分机构多是围绕二堂所布置:东侧有粮捕厅,西侧有理刑厅,东面则有税课司,南侧则有照磨所等,而其中的工作人员则自然是为知府服务的。
南阳府衙二堂重建于清初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重修于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现存的堂匾“思补堂”就是顾嘉衡所题。顾名思义,思乃考虑,补为补助,思补就有深思熟虑,助其不足之意。那天上午召开的知府扩大会议,不是为府衙中的重大案件做准备,更不是一般的官员朝会,而是将几乎所有品级以上官员、有钱商人、沃田千顷的大地主,以及佛道两教、知名士绅都集中到二堂上,商议重修武侯祠之事。
位于南阳市西南的卧龙岗上的武侯祠,又名诸葛庵,是为了纪念三国时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诸葛亮而修建的一所祠堂。南阳武侯祠究竟建于何时,文献上没有记载,能查到的就是武侯祠保存着汉朝以来的三百多幅历代碑刻,可以证实早在汉代之初,这所祠堂就已经存在。那些碑刻其内容纷繁丰富,记人记事歌咏题记;其书法真草隶篆无所不具,让人流连忘返。其中汉代的《张景造土牛碑》、《李孟初碑》、《赵到碑》均为世所罕见的珍品,在书法艺术和雕刻技巧上都有较高水平。
顾嘉蘅上任以来,已经多次去卧龙岗瞻仰过武侯祠。他很喜欢祠前的那座高9米、面阔13。5米、宏伟雅致的“千古人龙”石牌坊,三门四柱楼式,通体布满各种雕饰,对称的锦纹和图案错落有致、疏朗多姿。走进山门,迎面大拜殿是武侯祠前部的主体建筑,歇山式房顶的建筑殿宇高大宏伟,殿内塑有武侯诸葛孔明的坐像,纶巾羽扇,神态飘逸,俨然如生,自是焚香叩拜之处。两侧是其子诸葛瞻、其孙诸葛尚的立像。
大殿外的卷棚内匾额、对联琳琅满目,两壁之间还镶嵌有历代文人名士的笔迹石刻,其中最为有名的无疑就是相传是宋代岳飞亲笔书写的前后《出师表》的石刻。据碑跋称,宋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岳飞率兵遇雨夜宿武侯祠,感慨万千,乃手书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以抒胸臆。其字铁划银勾,体势潇洒;丞相撰词,名将手书,自然引得游人驻足观摩,既能欣赏武侯之胸怀志略,又可遥想岳飞之翰墨神工,堪称龙岗一景。
宁远楼,亦名清风楼是武侯祠后部的主体建筑,也是祠内最高建筑物,重檐庑殿式建筑,流角飞檐,气势轩昂;登楼远眺,宛城(南阳)美景尽收眼底,历历在目。卧龙岗上丛竹飒飒,松柏森森,潭水清碧,花草相映,更显得景色宜人。加上清康熙年间(公元1662-1722年),南阳郡守罗景在祠内发现前人题咏的“卧龙十景”的石刻,依此在祠外重建的伴月台、老龙洞、野云庵、草庐、小虹桥、抱膝石、躬耕亭、古柏亭、梁父岩、躬耕田。至此,武侯祠的主体建筑基本定型,就显得建筑古朴典雅,氛围古色古香,意境如诗如画。、
顾嘉蘅从书上了解到,武侯寺始建于魏晋时候,自然是为了纪念那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的蜀国丞相诸葛孔明的。元初遭兵燹,殿宇焚毁,大德年间(公元1297-1307年)重修。可惜,到了顾嘉蘅成为南阳知府,抽空前去瞻仰的时候看到的却是一幅破旧、败坏、年久失修而又摇摇欲坠的景象,那些断垣残壁和透风的墙、漏雨的屋顶在疯长的荒草丛中无声地诉说着萧瑟与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