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中书街（61）

    戏说中书街（61）

    六十一、前清第三支笔

    众所周知，陈布雷是蒋先生的第一支笔，而毛太祖的则是康生，小平同志的第一支笔是胡乔木，而清朝皇帝就有十几位，一朝君子一朝臣，第一支笔似乎就更多。那个祖籍江苏昆山的顾槐不过就是清道光（1821—1850年）年间的一名恩贡（也就是现在的花钱买官），据说曾经做过一任东湖（宜昌）的县令，就把全家老小也迁至宜昌。这在当时很正常，不像现在不少官员调动都是一个人单身赴任。

    民国宜昌的不少志书都把顾槐说成是“前清第三支笔”。查了一下资料，清代二百六十余载，顺治喜临黄庭，康熙推崇董其昌，乾隆尤重赵孟頫行楷书，到清代中期的嘉庆、道光时期，清代书法的集大成者有刘墉、邓石如；而从咸丰到清末，前后又涌现出康有为、伊秉绶、吴熙载、何绍基、杨沂孙、张裕钊、赵之谦、吴昌硕等一些书法大师，其中没见顾槐的名字。加上县令实在太小，由此可以判断，所谓的“前清第三支笔”只不过是宜昌古城某些人对顾槐的恭维而已，并没有形成普遍的共识和得到普遍的认可。

    然而，在当时的宜昌地界，书法家顾槐的大名赫赫。在宜昌的史书中记载：“夷陵人顾槐，擅诗文书法。诗颇秀。”笔者读过《宜昌府志》存录其诗《出峡泊石门》、《东山寺》、《尔雅台》三首。似乎都是应景而作。他曾经为在古城外的镇川门（镇江阁）和中水门之间的码头上竖立的横匾题写过“芦林古渡”四字，据说字迹遒劲有力，洒脱明快。可惜在1919年辛亥革命之前就毁于连绵不断的兵火，早就无迹可寻，也是可惜了。

    不过在当时的宜昌，顾槐的书法应该首屈一指，而且名声很响。据说大南门城楼上关圣庙签筒里签上的签诗都是顾大老爷的亲笔，写得行云流水、颇见匠心，这也算是一绝。不仅使得每天登楼进香求签的信男善女络绎不绝，也使得那些登高望远的文人雅士多了些雅兴，就更使得那座关圣楼的香火一直很盛。

    宜昌的人口，除了本地的土著和历朝历代流放的犯人之外，大都来自于明代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以及清代因为战乱或者因为经商的移民。比如清末民初宜昌的首富黄任斋的祖籍就是江西吉水，清嘉庆年间（公元1796-1820年）随父举家迁到宜昌南正街，落藉经商，他承继家业，经营黄大顺钱庄和花纱行，积成巨资，与当时宜昌本地的大家族陈、王鼎足而三。

    顾槐的祖籍为江苏昆山，从现存的履历看出，那个会写一手好字的文人没考上状元，只得花银子买了一个当时处于老少边穷地区的东湖县的县令当当。任期届满后就留在了任职地。有资料记载顾家大约在清光绪初年（公元1821年）定居于城区那条中书街的小街上，此言值得商榷。因为顾槐生于清嘉庆末年的儿子顾嘉蘅是道光庚子科（公元1840年）的第二甲第五名进士。而光绪包括同治在内共在位三十四年，时间为公元1875年至1908年，而公元1821年是清仁宗嘉庆二十五年，也是宣宗道光元年，所以时间上肯定有错，应该是嘉庆年间才对。

    同时，史料记载，当年金榜题名后，顾槐的儿子顾嘉蘅还曾口占一联：“五百年来新甲第，三千里外旧家风”，并写出来贴于大门两侧。“当地绅耆学究哗然非议，遂以顾为客户，并拒绝顾氏参加社祭。”另有资料记载，因为出言不慎，引起公愤，顾家就不得不在顾家巷口另修一祠堂，以供祭祀。由此可见，早在道光初年前，顾家巷就已经存在了，而不是在光绪年间。

    如今在河南南阳的武侯祠前殿宽畅的房檐下挂满了历朝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雅士书写的匾额。不是“隐居求志”就是“舜业尹功”，不是“雷雨经纶”就是“帝臣王佐”，当然都少不了歌功颂德，也表达了题写人对诸葛亮丰功伟绩的敬仰和崇拜。那些匾额的书法或风格大方，气势夺人，或革故鼎新、酣畅淋漓，或大胆突破，数度变法，都是不俗之作。

    不过，那个自称南林顾槐在南阳武侯祠半月台左碑廊墙上写于“道光庚子（公元1840年）首夏书”的那两幅石刻狂草对联格外引人注目。其一是：“笔底游龙惊藻思，云间海鹤拟清标。”其二是“八千余年上下古，七十二家文字奇。”讲书法，潇洒、刚劲，狂不失法，精妙绝伦；看对联，文采熠熠，妙语连珠，令人叹服。还有一联为“云归大漠随舒卷，门对寒流自古今”，对仗工整，典故用得极妙，绝对是大家之笔。

    有到南阳见过顾槐草书的游客感叹：“想那个顾槐，应该不属于三公九卿，也不是当世名儒，奇才被埋没于乡野，实在令人感叹！其人当年游卧龙岗，瞻仰诸葛亮故居，不为自己的遭遇而叹息，不伤时，不矫情，其心胸宽阔，放达；缅怀诸葛先生，得闲适雅趣，用强健有力的书法，书神来之联，其人，其心，与庄周，陶渊明，有得一比！”

    这是不是有些吹过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