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中书街（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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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张居正的改革
我国永垂史册的变法改革家很多，第一莫过于战国时期的商鞅的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第二是北宋的王安石的青苗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明代的张居正与商鞅、王安石并称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之一。他在大明王朝万历初年（公元1573－1582年）当了整整十年内阁首辅，史书上称他为“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自然是功绩赫赫。
张居正的改革始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开始推行的考成法。考成法要求各衙门分置三本文簿，将一切拟办公事及完成期限，登记造册，每月底注销。同时再造两本同样的副本，一本交负责监察的六科，一本交内阁，以备随时考察之用，年终总结，所应办之事必须完销。这种办法以六科监察六部、以内阁监察六科。使得内阁完全掌握了国家行政大权，内阁也由顾问机构变成最高权力机构，而内阁首辅实际上升为宰相。用一句通俗话讲，就是层层监督，就是集中全力，而考成法也就是类似于现在的业绩考核。
这样改革的结果，当然既肃整了吏治，扭转了长期以来因循守旧、敷衍了事的官场不良风气，使得各级官吏“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同时把一切监督权、任免权全都集中到张居正一人手中，用一句很通俗的话说，就是将所有的官员的提拔与惩戒玩弄于自己的股掌之间，所以当时朝廷的政令就可以“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
张居正在推行考成法取得成功之后，就开始改革学政和驿政。学政改革主要是加强对提学官（教育行政长官）的管理，控制生员（学生）言论和生员人数，淘汰不合格生员。《明史选举志》直言：“万历时，张居正当国，遂核减天下生员，督学官奉行太过，童生入学，有一州县仅录一人。”可谓形左实右，自是不得人心。张居正于万历三年（公元1576年）颁布了整顿驿递的条例，严格限制官员非公差使用驿站，对出公差使用驿站，也作出种种严格限制的规定，有些类似于现在出台的“八项规定”，以及《关于公务接待和公务用车的通知》。
引起后人争议最大的是对学政的改革，结果导致直接压制了士大夫的言论自由，而且使得读书人的处境更为艰难，尤其是张居正于万历七年（公元1580年）居然关闭全国的书院，自然怨声载道，就是敢怒不敢言。而驿政改革的出发点是好的，避免官员在出差途中占公家的便宜，假公济私。不过执行下来就有些矫枉过正。万历八年（公元1581年），万历皇帝派皇亲去武当山祈祷求嗣，皇亲国戚都没敢使用驿站，往来沿途都是在客店投宿，也是咄咄怪事。那位明代的思想家李贽（公元1527-1602年）也对于张居正死后遭到彻底否定而耿耿于怀，叹道：“江陵（张居正）宰相之杰也，故有身死之辱。”这段话是值得细细琢磨的。
张居正改革的重点就是推行一条鞭法，这一改革的重点就是将自秦汉以来传承的政府向农户征收赋税和摊派徭役的两项基础性工作合二为一，把赋税和徭役都由原来的实物变成通行货币白银来进行缴纳，就简化了征收方式，仿佛把两股麻绳编为一条鞭子，所以叫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好处就是杜绝了过去征收赋税和摊派徭役过程中的估算困难而导致的乱摊派的现象，防止了优免特权的滥用，而缴纳白银就可以免除徭役，随之进行的清丈田粮，全国共清查出隐瞒逃税的田地一亿八千万亩，与清丈前相比增加了35左右，在这些田地完全纳入国家税收政策的范围之后，我们就完全有理由相信《明实录》里所说的中央政府的仓库里储存的粮食几年都吃不完，积余的银子达四百万两这些数据的真实可靠性。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上承唐代的两税法、下启清代的摊丁入亩，是我国历史上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一次社会变革。然而，就和任何改革都会有利有弊一样，一条鞭法虽有其进步意义，但将一项地方政策一成不变地推行全国所有地区，必然因地域环境差别、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方官员维护本地区及本阶层利益而进行阻挠等因素引发矛盾，而这种矛盾直接会导致农民利益受损。
更为危险的是，地方在执行一条鞭法的同时，更是找到了理由另行增加徭役赋税；因税法规定纳银，所以各级地方官员就可以随意增加“火耗”；同时官商勾结，造成银贵谷贱，引起广大民众的极大不满和抵制，这项改革又被称为“残民一条鞭”，甚至有史学家认为，一条鞭法直接导致了大明王朝的灭亡，至少明末李自成的迅速壮大、直捣京城，就与广大农民不满压迫、起来造反有极大的关系。
历史上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但凡改革家的结局都很悲壮：变法的商鞅最后被五马分尸；无论在宋人笔记小说还是在元杂剧中，都以负面形象出现的王安石在孤独中郁郁而终；而张居正虽然死得轰轰烈烈，可是满门抄斩可谓悲惨至极。与之相反的是，所有的革命家都也功成名就，光耀千古。比如那位被评价为“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的刘邦，放牛娃出身的开国元勋朱元璋；还有那位本朝一介文弱书生变身所向无敌的毛太祖，都是用自己的革命经历建下了彪炳史册的盖世神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