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南下（29）

    一路南下（29）

    二十九、关于南下作战成功与否的质疑

    1947年，陈谢、刘邓、陈粟大军三头并进，开始南下的时候，此时的蒋介石依旧在做着占领延安、和共军在鲁西南会战的春秋大梦。这不仅是那个从未读过军校的的胸怀宽广，更是在军事上棋先一着的妙处，同时也是即在保定军校学习过，都到日本深造过，还自认为饱读《春秋》、熟知军事而自命不凡的蒋介石目光短促、没有全局观、更没有洞察力，还不愿听从别人意见的一个致命弱点。

    就在8月7日这一天，刘邓大军已经开始南下，蒋介石却认为是因为他的大军压境，把刘邓吓跑了。他得出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结论：“共军溃不成军，向南流窜并判断共军以北渡黄河之公算为大”，所以他因此作出了错误的军事部署：一方面仍命军队向郓城、巨野一线前进，尾追“共军”；另一方面让罗广文部去水集，防止“共军”北渡黄河。这就为刘邓大军南下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使刘邓大军得以从容南下。

    刘伯承在若干年后曾回忆说：“敌人在鲁西南扑空了。由于连日暴雨，河水猛涨，敌人又错误地判断我军只是在其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北渡不成而南窜’。所以，除从蚌埠抽调小量部队插到太和，协同地方民团在沙河沿岸扼守渡口，控制船只，防我南渡以外，急令其鲁西南的主力兵团尾我追击。敌人以为黄泛区这一天然障碍可以阻滞我军，妄图赶上来一举把我歼灭。可是，我军已先敌两天跨过陇海路，进入黄泛区，把敌人远远地抛在后面了。”

    这时的蒋介石依旧被的战略蒙在鼓里。民国政府国防部新闻局局长邓文仪还对《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讲话十分自信的声称：“山东共军败北，已了若指掌，为策应山东而窜鲁西南之刘伯承残部又陷入泥潭，一部在黄河南岸成了死棋，一部在单县、曹县、虞台彷徨，一部抱头鼠窜误入睢杞包围圈内。强大国军已完全控制鲁西南局面，最后决战即将展开。聚歼顽敌计日可待。此乃委员长之英明决策，顾总司令亲自指挥者。”

    直到8月21日，刘邓大军全部渡过沙河，空军一再报告，发现共军大部队南下，沿途城镇的政府也纷纷告急，报告当地的民团、保安部队被共军大部队收拾了，自我陶醉的蒋介石这时才觉察出了有点不对劲。最让蒋介石心惊肉跳的是，有个县的官员在解放军路过后，捡到的一份丢失的地图，竟然是湖北省的！蒋介石这才如梦初醒，种种迹象表明，共军并非“慌不择路”，“抱头南窜”，而是有目的地直奔大别山而来。蒋介石这才急忙重新部署军队，可是却贻误了在大别山外消灭共军主力的大好时机。

    可是对于陈谢、刘邓、陈粟三大主力南下作战，近来却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不是解放战争的大转折而是大挫折。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这样的结论主要表现在南下的中原野战军（当时称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大别山被敌军拖垮、打残，损失过半，刘邓大军从南下初期的12万人到走出大别山时的不足7万人，从一支初期可以九战九捷的劲旅变成无力打大歼灭战的弱旅，直到淮海战役后才恢复元气；当然，这也可从1947年9月3日給陈毅、粟裕的一封亲署的电报中看到他那破釜沉舟的决心和命令：“你们应从根本上改变依靠后方接济的思想。刘、邓已实行无后方作战。陈、谢亦决心深入敌区准备与后方隔断……从你们自己起到全军一切将士，都应迅速建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准备打得剩下三千人、四千人一个旅而战斗意志愈打愈强（彭副司令所部就是如此）……”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坚持外线作战的如果不犯战略上的冒进错误，中原野战军如果不贸然南下，人民解放军如果继续守着根据地与国军进行较量和周旋，可以消灭更多敌人的有生力量，促使敌我军事力量更早的实现战略超越。对于解放战争最后的结局以解放全中国、退居海岛的原因，持这种观点的人则归结于：蒋介石的战略战术失策，派系争斗以及“四大家族（蒋宋孔陈）”的肆意贪腐，加上政府内部对民脂民膏的搜刮，还有国军一贯如一的军心不稳而导致的不堪一击。

    可惜，这类观点的人忘记了长征就是因为红军依托根据地打运动战最后失败，才不得不夺路而逃的；他们也忘了，八路军就是因为深入敌后和日军进行游击战才最终站稳脚跟的；他们更忘了，中原野战军的挺进中原，原本就是为解陕北、山东的危局，才决定三路大军不要后方、分兵南下的。这不仅打破了蒋介石原来“三个月消灭共军”的美梦，也使得国军不得不一再收缩防线，固守大中城市和交通线，而共军的解放区则在原来的敌占区全面开花，南方数省几乎全都成了的天下，就给随后进行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分割包围、围点打援和集中优势兵力一个一个吃掉创造了有力的条件，也给随后进行的“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还是电影《南征北战》的那句话说的对：“不要怕自己的坛坛罐罐被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寸一地的得失，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大踏步的转移，就是为了将来能够回到这个地方；我们之所以要暂时放弃这个地方，就是为了要长久的保存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