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中书街（83）

    回眸中书街（83）

    八十三、正月初三的紧急会议

    清咸丰三年是癸丑年（牛年），也是公元1853年。那一年的正月初二，占领武汉，威胁苏皖，震撼豫蜀的太平军自武汉出发，水师战船万艘，顺流东下，陆军则在两岸屏障水师，长驱直捣南京。清廷大为惊慌，破例增设两钦差大臣：一为署河南巡抚琦善，率军进防信阳、新野；一为两江总督陆建瀛，督师扼守江皖。

    然而，由于大清王朝贪腐严重、地主盘剥厉害，在太平军“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口号激励下，各地民众纷纷揭竿而起，清军要么军心涣散、闻风而逃，要么只知尾随，不敢追击。那一年的正月二十九日，太平军直逼南京城下，南京城内一片惊恐，文官“茫然不知守御”，武将“原不知武为何事”，前后不过十二天，整个南京就被太平军占领。二月二十日，太平天国正式定都南京，改南京为天京。

    马克思在1853年指出：“太平天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政权。”而孙中山在1912年则认为：“太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为专制，此等革命，不能算成功。”在1949年十分鲜明的指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可见得，立场不同、观点各异，看法和结论自然就不尽一致。

    太平军占领南京并成立太平天国的消息自然比太平军攻陷武昌对大清王朝的震撼要大得多，除了政治上的恐慌，同时由于战争，军饷激增，部库储存渐趋枯竭。就开始在河南、江苏等地府县广泛推行“抽厘（厘捐）”，也就是对运销过程中的所有日用必需品抽收百分之一的税款，作为临时筹款措施，实为变相捐输。这无疑加重了对百姓的剥削和搜刮，导致其后各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神州大地烽火连天，其中就有广东的红巾军、陕甘回变、福建天地会、东北红胡子，以及日益壮大，到最后几乎席卷整个华北、中原和苏皖的捻军。

    于是，在咸丰三年正月初三，也就是太平军从武昌沿江挥师东去的第二天，南阳知府顾嘉衡就不顾当时还是新年假期，全城的官民都在欢度新年，差人分别通知所属各部的主要负责人在当天下午未时务必赶到府衙二堂参加由他主持召开的紧急会议。

    有人把清朝的官职与现在进行对照，得出的通俗解释是：知府是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其手下的知州就是地级市的市长，同知是地级市的副职；所谓的通判就是检察院长兼民政局长，道台就是正厅级干部的官员；县令就是县委书记，县丞就是副县长；县尉就是武装部长兼公安局长，典使就是监狱长，教谕就是教育局长，还有一些部委办局的部门头头分掌所属的粮税、盐税、江海防务、水利等等工作。

    而据清嘉庆年间编撰的《南阳府志》记载：清初甫阳府设知府一员，同知一员（顺治十六年裁，至康熙二十三年复设改驻淅川），通判一员（康熙三年裁），经历一员，照磨一员（后裁），教授一员，训导四员（后裁其三），分守南汝道一员（康熙三年裁），设阴阳学，医学、僧会司、道纪司、普济院、育婴堂等。

    不过，千万别以为知府所属旗下的办事机构就这几个，清代南阳知府衙门的内部组织机构由府堂及经历、司狱、照磨等司组成，有些类似如今的市委市政府。府堂为知府衙门内一个综合性办事机构，形如现在的地级市的各部委办局，设有承发司、永平库，并按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具体办事，直接为知府服务，置典吏若干人承办。还有经历司掌管出纳文移、照磨所掌勘磨卷宗、司狱司掌察理狱囚诸事；还有府税课司、医学、阴阳学、僧会司、道纪司等。

    府衙所属机构中除各级主管“正官”一名之外，还设有典吏若干人，名额时有变化，多则几十人，少则十余人；例如仅仅一个掌署内考勤，乡绅、丁忧、起复各事的小小吏房，就有主管一名（吏书），书吏十余名到二十人。他们不是官员，没有品级，就如同现在所说的不属于公务员、属于编制外事业人员，俸禄不靠国家拨款，而是靠地方财政自筹，在这点上，古今中外皆有此种情况，由此可知，那天奉命到南阳府衙参加紧急会议的也大有人在。